一 “战国策派”是中国抗战期间产生的一个文化学术流派。它的中心内容是历史，而且主要是中国历史。它与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有着直接的思想渊源关系。 在笔者看来，战国策派最有价值之处，既不在于其历史观（“形态历史观”），也不在于其方法论（“体相方法”）；既不在于它对中国历史的独特分期（“两周说”），也不在于它对中国现实的新颖论断（“战国重演论”），而在于它所具有的历史警觉性。我把它这种历警觉性称之为独具一格的“历史警醒意识”。这就是说，战国策派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真正贡献，不是它所提出的具体论点，而是它所阐发的基本精神。 战国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雷海宗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历史警觉性的时限”。里面说道：“对自己时代的情形与精神愈能体期，对过去历史的了解力也愈发增高。由另一方面言，一个时代愈发展紧张生动，那时代少数警觉性深刻的人对过去的历史也愈发看得透彻。一个完全平淡静止的时代，对于任何过去的大事都绝无明了的能力。历史的了解是了解者整个人格与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并非专由乱纸堆中所能找出的一种知识。” 这就是说，雷海宗所说的“历史警觉性”主要是指一种历史意识和历史洞察力。但这种历史洞察力又非任何历史时代都能产生。本质上，它只能是极少数的极为特殊的历史时代的独特产物。也就是说，真正洞察历史本质的时间实际上只是罕见的一刹那。只有在这个时间（时代），历史的秘密才豁然打开。于是，这个时代就获得了一种史无前例的非凡的历史洞察力。所以，历史洞察力成为时代的普遍精神只能是一种很罕见的事。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历史洞察力都已不复存在。这样，历史便又重新遁入幽幽黑暗和冥冥混沌之中。 所以，雷海宗所说的“历史警觉性”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馈赠，它是历史赠送给某一幸运时代的高贵礼物。所以，每个民族都必须善于保存这份礼物，并把它作为一笔特殊的财富永久地继承下去。遗憾的是，这样的充满历史警觉性的时代毕竟太少见了，太短暂了。更要命的是，它此后很难出现第二次。幸运的是，中国历史则很有可能产生一个世界上的奇迹，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二周说”。其他民族和文化只有一周，而中国文化却独具二周。这样，继战国时代之后，抗战时期的中国又可能产生一次充满“历史警觉性”的时代机遇。为此，中国人必须作好准备，以便迎接这次千载难逢的历史盛典的降临。这就要求中华民族在抗战期间全体动员起来，行动起来，投入战争，投入对中国文化的全盘改造。 总之，雷海宗所说的历史警觉性一方面是指它是历史上的“奇遇”，另一方面则又指出，抗战时期的中国便又恰巧获得了这种有可能产生历史警觉性的旷古机遇。这样，对中国历史的总体反思才有可能。历史的真相才不是朦胧的、迷茫的，而是清晰的、一目了然的。也只有具有历史警觉性的时代才能使人异常真实地观察历史、认识历史。 二 历史警醒意识包含两个方面内容：第一，时刻警惕历史和传统给现实和生活可能带来的各种灾难和压抑；第二，时刻注意把握和利用历史所提供给现实发展的各种启示和机遇。这就是历史警醒意识的真正含义。所以，历史警醒意识并不是单纯号召人们不要“忘记历史”，而重要的是，它要求人们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去驾驭历史。 历史的警醒意识是说，要关心历史、警惕历史，要对历史有一种忧患和觉悟。但它和一般所说的“忧患意识”又不一样。忧患意识更多地是一种沉思，或要求一种沉思；警醒意识更多地是一种行动，或要求一种行动。 历史警醒意识的含义是：我们不但要对历史说些什么，而且还要对历史做些什么。或许，后者更为重要。所以，历史警觉意识也就是历史行动意识和历史实践意识。当然，从战国派的论述主题来看，它所呼吁的对象一方面是那呆在象牙塔里的学院派人士，要他们放下古书古董，走出书斋，面向现实和人生，对历史和文化作一番有本有源的深刻思考。正因为如此，它严厉地批判了“古史辨”派的主张。认为考证古史并非当前之急务。大敌当前，还在斤斤计较地考据古史，那是可耻的。只有全力抗战，取得胜利，在赢得第三周文化复兴之后，再来考据古史也不迟。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战国策派所唤醒的对象是那些广大的社会民众，特别是青年学子，要他们不要逃避现实，不要躲在古书里，而要勇敢地投入到抗战洪流中。所谓“战必佳”。“你们抗战，是你们第一次明了人生的真谛。你们抗战，是你们第一次取得了‘为人’——为现代人——的资格”。“战即人生。我先且不问你们为何而战；能战便佳！”“我不劝你们做循良子弟。我劝你们大胆做英雄”。（注：林同济《萨拉图斯达如此说！——寄给中国青年》，转引《时代之波》“代前言”。）只要你参加抗战了，你就是好样的，你就为历史进步贡献出了一份力量，你就有权利获得历史给予你的敬重。显然，战国策派的历史警醒意识，是一种有针对性和鼓动性的历史意识形式。它不把历史看成是僵死的学问和纯粹的知识，而是把历史看成是行动的力量和信念的支柱。这无疑加大了历史对现实社会施加影响的力度，并有效的拓展了历史影响现实发展的更大可能性。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原本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向的。所以，正确地把握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人们能够凭借历史去更好地创造现实生活，是战国策派的中心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