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华政策由战略攻势为主，转变为政略攻势为主。诱降国民党政府，便是其政略攻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利用主政之便，命其派驻香港、上海的情报人员，频繁地与日本朝野人士进行秘密接触。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在香港设立据点代其老子在前线架设电台，直接指挥，中转沪渝之间的和谈情报。当时为了保密和安全，采用给谈判人员编成代号只与密谈指挥机关负责人联系的办法，提供和谈情报，这些和谈（日文叫作“工作”）是为交战双方战争的最终目的服务的。本文根据目前所见材料，就相持阶段到来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孔祥熙与日本的几次和谈作一概述。 一、胡鄂公工作 胡鄂公，生于1883年，湖北江陵人。宣统元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南京政府行政院参议等职，时任与日方秘密谈判主要人员，代号为201、750、8090，很受孔祥熙重用。抗战期间，他提供的日本消息比较多也比较重要。1940年秋以后，经孔祥熙同意，胡在上海其住宅与日方代表进行谈判。1942年夏末，电台被日军破袭，捕去胡鄂公，胡鄂公工作才最后结束。期间，胡鄂公先后与日方代表津田静枝、今井武夫、船津辰一郎、松本重治等人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向孔祥熙提供了大量的和谈情报。 1938年11月，胡鄂公本着争取情报、促使日本内部分化的原则，以“中国在野名流”的身份与日方谈判“专员”津田静枝、今井武夫会谈。会谈焦点为蒋介石下野问题。日方坚持要蒋下野，并称如遽尔取消这一方针，“将置日本政府威信颜面于何地？”（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九册。）胡鄂公认为，中国的武力与全国民众均在蒋介石领导之下，日本要想中日和平，除以蒋为谈判对象外，“实无其他途径可循”（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九册。）。日本之所以要蒋介石下台，是因为蒋介石政府不但在形式上代表中国，而战时仍能在事实上控制中国，并且掌握着国民党政府几百万军队，这是解决中国问题不可忽视的现实。 汪精卫投敌后，孔祥熙即命胡鄂公开展阻挠汪伪组府以及干扰日方其他“和平运动”的谈判工作。胡分别与船津辰一郎、津田静枝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胡鄂公对船津说：（一）汪叛逃后，领导权丧失，号召力消灭；吴佩孚决不任傀儡。（二）中日战争，日本在中国的对象为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日本欲得真正和平，应以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为对象。（三）从事汪、吴傀儡运动决无成功。傀儡即使暂时成功，也终必失败。（注：《情字48号电文》（1939年3月30日），《胡鄂公与船津辰一郎秘密接触》，陆大钺等编选：《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当局秘密接触史料选》，载重庆档案局主办：《档案史料与研究》，1991年第2期，第8页。）船津坚持“维新”、“临时”伪政权存在，并把汪、吴比作西班牙的佛郎哥。胡鄂公与津田接触时，重述了中方对汪精卫组府的立场。津田称日本在华扶植傀儡政权的真意不是要征服中国，而是日本避免军事行动直接的政治支配，而以中国人自己来担任维持占领区秩序的责任，借此保护居民，不致蒙受无政府无秩序而发生一切灾害。（注：《情字396号电文》（1939年5月16日），同③引书1991年第1期，第8页。）显然，日本的目的在于通过扶植傀儡，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日本“以华制华”方针的中心目标在于，继军事占领完成以后巩固其政治统治。因此，在占领区建立适合于日军进行殖民统治的政权或行政组织，这是“以华制华”战略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日本要求这些殖民政权都“必须真正适合于汉民族的特性”（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1页。），达到征服战争的实际目的，日本“以华制华”方针推行的原则是实行“分治合作”。按日本的愿望是能够以“蛇吞象”的方式，逐渐吞并中国，同时使国民政府地位下降，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 接触中双方还就防共问题交换了意见。津田称日方确信防共是新和平建设的基础，在防共上不获一致，和平就是空话。胡鄂公要日本放心，共产党不会有大发展，因为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的知识与经验亦独多”（注：同④引书，第7页。）。并表示在防共问题上，精神与日本一致。防共、反共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宗旨，也是蒋介石的一贯政策，因此，它便成了连接日蒋谈判的中心环节。七七事变后，蒋虽然被迫联共抗日，但又害怕共产党“坐大”，“酿成后患”。所以时时不忘反共，甚至想在抗战中，假日本之手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如果说日蒋谈判有结果的话，那就是在反共问题上达成了谅解。 1939年夏，日本内部对是否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意见有分歧。负责策动汪精卫投敌的一派力主建立汪政权，但陆军中大部分将领持反对意见。作为两种对立主张妥协的结果，6月，日本五相会议申明它所扶植的“新政府”，应是包括“悔悟后的重庆政府”在内的各种附日势力的集合体。（注：《中国新中央政权树立方针》（1939年6月6日，五相会议决定），《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第412～413页。）此后日本力促“汪渝合流”。9月津田与胡鄂公会晤时即提出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汪精卫合作，在汪与日谈判基础上，实现中日和平的建议。胡认为，日本和已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被国民政府通缉的汪精卫进行和谈，而且欲以汪为中心，树立伪政府，日本的做法“无异自己筑一道阻碍中日真正和平的墙”（注：《情字第1239号电文》（1939年9月30日），同③引书，1991年第1期，第14页。）。日本要实现中日真正和平，最好放弃汪与国民政府合作的主张，而与战争对手国民政府进行谈判。蒋汪之间不仅个人私谊素有怨隙，而且政治主张有异，日本要汪渝合作，无异于日蒋合作，这是蒋介石断难接受的。 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决定“南进”，为配合这一方案，日本开始收缩在华战线，给在华日军提供的物资也日益减少。日本深感“这是中国事变期间‘最暗淡的时期’”（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6页。）。为此日军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搜刮，以达到“以战养战”目的。日本的政治谋略活动也以此为中心展开。1940年10月，日本派松本重治来沪与胡鄂公密谈。提出了明显偏重于经济方面的要求，如开采华北煤铁矿权，在驻兵各地使用铁路与交通线，中日共同使用海南岛等（注：《胡鄂公与松本重治的秘密接触》（1940年10月20、22日），同③引书1992年第1期，第5～7页。）。胡鄂公奉孔命拒绝了日方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