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都有自己的传播市场，而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更为人们津津乐道。“在起初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注：《无政府主义批判》（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3页。）。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阵营中，多数人继承了中国无政府主义始祖刘师复的衣钵，信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互助主义，形成了所谓的正统派；与此同时，有少数人除吸收克氏的思想外，兼收巴枯宁的破坏主义和中国古代固有的虚无主义思想，把这些思想杂糅起来，形成了所谓的新虚无主义派。因此，在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中，就形成了两大派别——正统派和新虚无主义派。这两个派别都以北大学生为主体，前者以黄凌霜、区声白为首，后者以朱谦之为代表。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基本思想，诸如消灭一切国家和政权、反对一切法律和制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有计划大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等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他们所固有的个性背景不同，所接受的思想来源不同，以及达到的目的也不同，因而，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就使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发生了分流。正统派和新虚无主义派的思想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国家和政权消灭以后，如何组织和管理社会问题。 正统派提出，在国家和政权被消灭以后，由团体会社代替国家，以自由契约来组织和管理社会，而新虚无主义派则主张绝对自我。黄凌霜根据克氏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互助主义理论指出：“无政府共产党想将国家的组织改变，由平民建立各种团体、会社，如办教育就有教育会，办农业就有农业会，等等，由单纯趋于复杂，以办理社会所应需的，除去一切强权”，“由平民自己去享那‘互助’的生活”（注：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四），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85页。）。认为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平等，人人才能幸福。但没有政权，没有法律，社会各团体之间如何进行协调呢？那就是以自由契约为信条，用它来维系社会。他们说：“废除一切统治机关——中央和地方——个人和团体在社会中，根据于‘联合与自治’的原则，以自由契约而组织无国家的世界大联合”（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37页。）。这样，在他们设计的无政府社会组织中，没有法律，只有契约，契约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正统派的契约学说来源于克鲁泡特金。克氏在《面包略取》中说：“吾人自由团结，做共同的事业，其结果很是庄严。比方欧洲十七万五千里铁路，纵横如网，四通八达，建设铁路的方法，就是依自由契约，互相讨论，使各路线彼此联络，这不是政府的命令，也没有政府的监督，……万事全由诸小社会的契约就成功了”（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27页。）。这里所说的小社会，就是各种团体会社。区声白也指出，在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里，社会以契约来联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东西是‘信权’，而不是‘法权’”（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73页。）。法权即法律，所以，他们要废除法律和制度，代之以有信的契约。可见，正统派的论点，在于国家和政权消灭以后，建立各种组织及团体等小社会，用契约来调整诸小社会的联系，相互之间以互助为天然道德，进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生活。 然而，新虚无主义派却不以此为然。他们的目的是要达到一个“虚空太平，大地破碎”的境界，因此，他们主张国家政权消灭之后，不应有任何组织和团体。失谦之明确地宣称：“我是反对一切的组织，而主张虚无。”他所以反对任何组织，是有两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组织只是名”，“是虚伪的不是自然的”，“组织是抽象的不是实体的”，“用抽象的名将个体的特别的实管住，而个体的特别的实，在于这个有涵盖力的共相之下，而不能不做他们的牺牲”。他所说的“个体的实”，就是指个人。在他们看来，个人加入组织，就会受组织的约束，失去自我。这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所以，朱谦之说：“组织即非真实，而无政府主义者，要在组织以内自由发展个人，只是一番迷梦，终‘乌托邦’而已”（注：《中国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52页。）。他们之所以特别强调个体，极力反对组织，也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氛围有关系的。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中国的政治嬗变频繁，大大小小的党派组织林立，官僚政客充斥其中。他们为求个人攀升，往往不惜出卖人格和自尊，依附于某些权势，成为附庸，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作为北大哲学才子的朱谦之，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所以，他为保持自己的清高和人格，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奋斗，便排斥一切组织。 其二，“在组织是‘力’，……强权非他，即在组织之中，组织之内，力为之维系也，舍力即无所谓组织，舍组织也无所谓‘力’，‘力’即强权，故我之主张，乃根本废弃组织，即欲根本废弃强权”（注：《中国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他所说的‘力’，包括了精神上的力与物质上的力，认为这两种力只因程度有差别，而无本质区别。正统派所主张的自由契约，被他称之为精神上的力。所以，朱谦之说：“契约和法律原无何等分别，而精神的力与物质的力也很难定他界限”，“有制裁力的契约，无论自由至何种程度，都不过是‘力’以下的自由，与用法律来支配个人，控制个人，只不过分量不同，从本质上看去，是没有差别的”（注：《中国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这表明，他反对用契约来维系社会，和正统派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新虚无主义派的理论宣传和实践活动却是截然相反的。他们在理论上极力反对组织的同时，在实践中却又走进了“组织”之中。他们为实现其虚无的世界，特邀集志趣相投者成立了“奋斗社”，出版刊物《奋斗》，相约为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共同“奋斗”。这很明显地反映出他们内心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