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大陆关于中国青年党（注：中国青年党一般简称为青年党。但与一般的理解不同，中国青年党并不是中国之青年党或中国青年之党，其正确的理解应该是"the Young China Party"，即青年中国党，或少年中国党。其名由“少年中国”学会而来。对此，中国青年党曾作过辨证（见中国青年党中央党部编：《中国青年党建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第221页）但鲜有人注意此点。）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其重要表现是关于中国青年党的资料结集出版，（注：主要是由李义彬、方庆秋各自主编，于1982、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档案出版社分别出版的同名资料集《中国青年党》。前者汇集了各种来源的有关史料，但选录的“多是反面资料”。后者的材料来源基本上是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容比较全面，可为前者之补充。）以及有关研究成果的出现。而研究成果就其形式来说主要体现为三种：其一为中国政党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教材的有关部分，其二为一批研究论文的发表。其三为一部专著的出版。（注：即周淑真著：《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些成果的取得，尤其是两本资料集以及一部专著的出版，使从建国以来对于中国青年党的研究基本停顿的局面得以打破。但是，从80年代至今，发表的有关中国青年党研究的论文不超过20篇。除了《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一书对中国青年党的全貌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之外，其他成果多是对其某一阶段的政治主张与活动作了考察，既缺乏宏观的把握，也显得深度不够。对于中国青年党的政治思想，则一般往往只是限于研究其初期（大革命期间）的政治主张。同时，在对中国青年党的研究当中，除了《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一书作了比较客观的考察之外，其他成果往往立足于全面的批判。所有这些，表明对中国青年党的研究是十分不足的。这种不足与中国青年党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实际地位相比，显得尤为突出，以至于中国青年党的面貌至今仍显得十分模糊。笔者此文，试图对中国青年党在中国现代政党史上的实际地位及这一政党的阶级属性作一初步探讨，从而对中国青年党的轮廓作一勾勒，以求推动这一方面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除了国共两党之外，还活跃着大大小小的中间党派。在这些中间党派当中，中国青年党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 首先，中国青年党是中国现代政党史上的中间党派当中建党最早的。1923年12月2日，曾琦、张子柱等人于法国巴黎郊外玫瑰城共和厅召开了中国青年党的成立大会，发表了《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成立不久，中国青年党即归国开始有目的地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在1929年前，中国青年党一直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从事活动，且因其以国家主义为指导思想，时人即呼之为“国家主义派”。又因其主要宣传阵地是1924年10月10日创刊的《醒狮周报》，因而又被称为“醒狮派”。1929年8月，中国青年党正式公开了党名。与之相比，中国现代政党史上的其他中间党派的成立则相对较晚。中间党派大量地成立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成立较早者，主要有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第三党、中国民主社会党、救国会。但是，前二者虽然成立很早，其最初只是纯粹的教育团体，只有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转而从事政治活动，且只可以称之为政治社团，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成立较晚的救国会也只是政治社团。第三党成立于1927年11月，较中国青年党为晚。中国国家社会党的历史渊源十分的长，直可以追至民国初年乃至清末。但实际上，1934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才是中国国家社会党正式成立的标志。 其次，中国青年党在中间党派当中所占的份量也很重要。就组织而言，它是一个完备的政党，并且其组织形式能“随着时代的需要迭经改变”。其组织有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完善的机构。在其党组织之外，还有该党的预备队——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1945年12月后称中国青年团）。该党到1947年，已经发展到在全国15个省市的大部分县中建立了地方组织。其人数十分众多。光湖南一省即有青年党员20000多人，预备党员10000多人。而湖南在青年党党务发展中尚只占全国第五位。至于四川等省“其组织之庞大，党员之众多，与地方势力之雄厚，皆为不可否认之事实。”（注：方庆秋编：《中国青年党》第271页。）就组织与规模来说，是没有一个中间党派能够与之匹敌的。当然，1947年的中国青年党已经不再是中间党派，而已经完全倒在中国国民党一边了。但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党在各中间党派中，其规模也是最大的。在大西南，尤其是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四川省，该党尤其“有较为雄厚的力量，”（注：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第180页。）而相比之下，其他各中间党派无论在抗战时期还是以后，规模则小得多，一些中间党派甚至没有地方组织。 再次，就中国青年党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而言。抗战时期，中国青年党“竟成了联系各方与平衡各方的一个重要筹码。”因为四川的地方实力派掌握地方大权，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以及青年党与两方的关系，使得它成为“联系二者的一个中介”。中国共产党要与四川的地方实力派联系，也常常需要它为之牵线搭桥。而后来作为第三势力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则无论在其发起还是成立之后的实际工作中，青年党的地位都是十分突出的。在发起上，中国青年党是首动者之一，《解放日报》社论谈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称是“最近曾琦……先生等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注：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第178页。）中国青年党的领袖排在第一位。而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实际工作中，中国青年党实际把持了盟务。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之后，民盟33名中央执行委员中，青年党仍占了9名。1945年的联合国制宪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当中，青年党与共产党一样有一名代表。1946年1月召开的意在规划战后中国建设的政治协商会议，除了社会贤达之外，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三个方面，分别拥有8、7、5个名额。民盟虽然有9个名额，但它包括了除青年党之外的两党三派。中国青年党能在这样一个决定战后中国前途的党派大会上成为独立的一个方面，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其地位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