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实现了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而载入史册。这一伟大转折，开创了20年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并正深刻地改变着我们这个古老东方大国的面貌。20年后的今天，重新回顾、审视这一伟大转折的意义，对于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贯彻十五大精神，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胜利前进，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意义，首先在于它果断地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了“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改革开放新方针（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页。），从而开创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新道路。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它不仅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为消灭阶级和剥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提供最重要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建立共产主义“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要求，无产阶级在取得自己的政治统治之后，要“尽可能地增强生产力的总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2页。）。 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遭受重大挫折的根源，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好这个根本的、重大的问题。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十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他把提高劳动生产率视作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决定因素，晚年又提出通过实施“新经济政策”来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列宁过早地逝世了，斯大林改变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抛弃了“新经济政策”，在30年代中期建立起了一种以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高度集中和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即所谓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在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社会经济的计划性强制管理，使苏联的重工业获得了高速的发展，在短时期里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但是，这种整齐划一的计划经济运转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轻工业落后，农业发展长期停滞，人民的生活得不到根本改善，实际上成为一种“贫穷的社会主义”、“兵营共产主义”（注：《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求是出版社，中译本，第41页。），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的教训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许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新经济政策，但后来苏联的模式化僵化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很大程度上也是按照斯大林模式进行的。1953年12月经毛泽东修改和批准发布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说：要做到像苏联那样“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唯一的经济基础”。这就是毛泽东常讲的，我们要使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中国绝种，也使个体所有制在中国绝种（注：转引自廖盖隆《全球走势、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月刊》1995年第8期。）。正是由于照搬斯大林模式以及其他的错误，使我们党在长时期里重犯了苏联片面追求生产关系的“大而纯”，把变革生产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不断激化阶级斗争，忽视发展生产力的许多严重错误。这种情况，正如邓小平所概括的：“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6页。）“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发展和提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实践遭到严重挫折的背景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作出了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抉择。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一抉择的意义，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大量发展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这一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突破，是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大飞跃，并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新道路。 必须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这一伟大转折，绝不是1956年八大精神的回归和重复，而且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和新的时代使命，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9页。）。 1956年的八大，无疑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及时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方针。然而，它也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对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长期性还缺乏本质的理性认识，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特别是还没有认识到，发展生产力的最主要之点在于实现从传统的小生产方式向社会化的大生产方式的转变；而是错误地认为，我国三大改造完成后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关系问题解决了，剩下来的只是要解决投资比例、生产力布局等的具体问题了。后来发生的事实表明，这种建立在苏联经验基础上的经济建设方针，由于思想认识上的严重不足和偏差，当在实践中发生矛盾后就容易发生动摇，无法认真贯彻和坚持下去。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即改变了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看法，改变了八大方针以及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认识。他在修改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增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内容。在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他进而认为，“这次右派分子疯狂进攻，就应该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注：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页。）。这样，一场刚刚开始的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就被夭折了。从此，毛泽东的这些错误理论及其恶性发展，引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上了歧途，党和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