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从清朝末年传入中国以来，已近百年。这100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走了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国外学者，特别是外国的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此有许多误解。三年来，我主编并参与编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一书，对这个课题有一些认识，写出来就教于学术界。 一、中共历史为什么左右摇摆、曲折多变 1921年中共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只停留在理论上，而且夹杂在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思潮”中，被视为救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一种药方，不适合于中国。中共成立后，才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从此，中共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且每一届中共领导人，都认为自己实行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中共历史上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观。 中共成立以来，已经换了七批中央领导人。除了江泽民是继承邓小平理论路线之外，前面几批都是后者否定前者，即在前者的理论路线发生错误并使革命或建设受到挫折和失败时，才由后者代替它，并推行新的理论和路线，使中共的历史呈现出曲折性。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中国托派以及斯大林、第三国际和1953至1976年的毛泽东所持的，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种观点认为阶级斗争是绝对的，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以后的人类文明史说成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且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还要不断地进行打倒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在此基础上，建设单一公有制和全社会统一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邓小平和1927至1952年的毛泽东，所持的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主张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和环境）中，应该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即他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各国的国情相结合”，就是说，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要不断地改造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以使马克思主义适合各国的斗争，并使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反对简单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词句，这只能使革命和建设不断遭到挫折和失败。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在中国已经经历了（马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学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样五个发展阶段。 外国人看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对为什么左右摇摆，曲折多变，往往从中共内部不同的派别集团争权夺利上去解说。其实原因很复杂，但从根本上考察，原因又很简单：主要就是以上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反复较量，其次是各种假马克思主义（“左”与右）之间的斗争。 1921年中共成立时，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企图直接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宣布“推翻资本家阶级所有制”、“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只依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还不懂得发动农民、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这样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镇压的鲜血，很快结束了这种革命模式。 1923年开始，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与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进行所谓“国民革命”。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陈独秀、瞿秋白等共产党人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由于这时的中共是弱小而幼稚的，而国民党是比较强大而老练的。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中共本身没有形成自己的路线，大政方针都来自遥远的共产国际的错误多于正确的指挥，服从于莫斯科的外交利益（在它的东方边疆上迅速出现一个亲苏政权，以摆脱它被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和包围的局面），事事对国民党资产阶级妥协让步，结果使中共和中国革命又造成一个曲折，即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上，呈现出复杂的状况：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运用时的城市为中心、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由非武装的合法斗争、议会斗争过渡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革命模式，逐步创造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是通过八一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许多失败和成功的实践经验中摸索到的正确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同时，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游击战、运动战的军事路线，也是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的原理，很好地与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如水泊梁山、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相结合的结果。 这条道路在政治思想路线上，集中表现为“新民主主义论”，其核心内容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有时甚至包括大资产阶级）采取联合的政策。不仅允许他们的政治代表参加政权，而且允许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共和国中发展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的基础（政治、经济和文化）太落后，要发展到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利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发展政治民主与生产力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是有限度的：在政权中，他们的代表不能与共产党平起平坐，更不能凌驾于共产党之上。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也要接受公有制经济的指导，更不能超过公有制经济，在这一点上，对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思想有一定的继承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