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大以前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共早期历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对陈氏阶级分析，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公式化的理解，此即所谓：“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忽视农民”（注：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1931年9月10日），《陈独秀评论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这种认定，不仅过于简单，而且失于片面。可喜的是，改革开放后，一些学者已经对此提出异议，并在一些具体内容的认识上有所突破。本文愿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论证，以揭示陈氏阶级分析的本来含义及其赖以存在的思想因素，澄清各种误解。 一、建党前后陈独秀的阶级分析 陈独秀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即十分关注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无产阶级是他第一个进行理论分析的阶级，当时称为“劳动阶级”。陈独秀通过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总结，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夺取政权，才能创造一个真正理想的社会；“只有劳动阶级胜利，才能救济中国底危急及不独立”（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因此，他对无产阶级所负的历史使命，即革命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多次指出：“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20世纪“要求做工的劳动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与此同时，陈独秀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尚没有阶级的觉悟。他认为：“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两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现在欧美各国劳动者底觉悟，已经是第二步；东方各国象日本和中国劳动者底觉悟，还不过是第一步。”（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因此，他对中国当时的工人运动并不持盲目的乐观态度。“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怎说得到第二步呢？”（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可以说，这一时期，陈独秀对无产阶级存在着相关的双重认识。一方面肯定了它独一的革命地位，对其寄与厚望；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它在阶级意识、阶级组织（力量）上的种种弱点。后者表明他对无产阶级的现状是有清醒认识的，并因此坦言道：“我以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讳饰的了”（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这也是他用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也可以讲社会主义的原因。前者又表明他在革命的力量方面只对无产阶级情有独钟，完全是一种舍此无它的态度。在陈独秀看来，即使无产阶级尚不具备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条件，也是中国社会唯一革命的阶级。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陈独秀在建党前后对工人阶级的力量以及革命作用是重视的，只是在二七惨案后，才对工人阶级失去了信心，并开始重视资产阶级，错误地夸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与作用（注：钱枫、刘其发：《陈独秀对革命领导权问题的认识与实践》，《江汉论坛》1982年第7期。）。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暂且不说陈独秀是何时、怎样改变其阶级分析的（后面将要论述），就此时的陈氏阶级分析而言，陈独秀的确看重无产阶级，但他所看重的决不是无产阶级的实际力量，而是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使命与地位。就其力量而言，陈独秀一直是低调处理的。 这一时期，陈独秀没有论述农民阶级，对资产阶级只作了粗浅的认识。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一文中，指出：“所谓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只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256页。）可以说，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无论是革命性，还是革命地位都是一概否定的，更谈不上革命的力量。这与后来那种所谓“雄厚”的认识确有很大的出入。 二、中共二大后陈独秀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分析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指出：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是创立一个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会议结果改变了中共一大超前的革命纲领，使陈独秀的阶级分析也相应地有了明显的变化。它特别表现为对资产阶级的重新认识。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陈独秀充分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根本不具备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条件，才使他毫不迟疑地完全接受这次大会的决议精神；并且迅速得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先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笔者赞同学术界这样一种观点：陈独秀在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同时，也就产生了二次革命的思想（注：王学勤：《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确切地说，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其本身所体现的就是陈氏二次革命的思想，二者是不能分割的。目前学术界那种既充分肯定民主革命纲领，又全盘否定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作法，是笔者难以苟同的。 中共二大决议指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38页。）类似的阐释在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更加清晰。“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52页。）。这两段话的主旨虽然都在于向无产阶级指出必须首先参加民主革命，其着眼点还是无产阶级；但却同时表述了在民主革命中并不等同的“阶级利益”。民主革命对于资产阶级而言，所获得的是“阶级的解放”、“夺得政权”，是直接的利益；对无产阶级不过是若干“自由与权利”，是一种间接的利益。是什么思想促使陈独秀得出如此的结论呢？他认为：“每个阶级的革命都要建设在每个阶级的力量上面”（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49页。）。这句话虽然经常为研究者引用，但对它的理解与重视是不够的。笔者认为：在陈独秀的思想中，存在着什么性质的革命就要由那个性质的阶级作阶级基础、作主体的思想认定；并且以为这是无可置疑的，是决定革命性质的根本所在。故而，他才在前面的引文中，用“固然”、“诚然”来表述资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可以说，正是这个思想认定，才使陈独秀在中共二大后十分重视资产阶级，把它视为民主革命的阶级基础和主体，即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49页。）。它成为这一时期陈独秀阶级分析的最大特征，也是其错误的要害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