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规划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中，十分重视发挥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裔的作用。认为他们“心向祖国，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国际反霸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期间，他对宁波帮寄予厚望，并为动员宁波帮人士参加祖国统一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倾注了很大热情，成为新时期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本文试就邓小平与宁波帮的交往以及他们一起为祖国统一大业和现代化建设所作的重大贡献作一概述，以从一个侧面展示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思想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 一 宁波帮是久居他乡的宁波人，尤其是宁波商人在开展工商活动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个商帮群体。近代以来，宁波帮长期称雄于中国工商界。大批宁波人奋力开拓，向外发展，特别是本世纪中叶，由于国内政治、社会的原因，宁波帮企业家纷纷转向港台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创业。他们抓住战后世界经济特别是港台经济起飞的历史机遇，凭借其在内地长期从事工商业的经验和积累，历经艰辛，奋发进取，成为海外华人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到70年代后期，居住在港台地区宁波帮人士中不乏工商巨子、科技专家、社团首领和社会名流，特别是当时一批“重量级”的宁波籍经济强人活跃在港台工商界乃至世界经济舞台上，相当引人注目，其中有世界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安子介，“影视大王”邵逸夫，“棉纱大王”陈廷骅，“毛纺大王”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创始人曹光彪，香港远东发展集团创办人丘德根，台湾“水泥大王”张敏钰以及全美华商总会董事长应行久等。 中国大陆由于“左”的错误特别是十年“文革”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内地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差距日益扩大，“文革”结束后，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在致力于拨乱反正的同时，积极倡导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重新开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此他十分关心来自外界的信息，特别是港台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海外华人的杰出成就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并开始积极谋划如何动员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的振兴。与此同时，一直关注着中国前途的宁波帮人士为祖国进入长治久安的中兴时期而欢欣鼓舞。他们纷纷以各种方式向内地“投石问路”，并采取实际步骤参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事业。1978年初夏，正当外界对中国大陆仍充满偏见和猜疑之际，香港著名宁波籍实业家曹光彪就急切地来到北京“叙旧”，随后在珠海投资兴办香洲毛纺厂，成为香港工商界呼应邓小平对外开放政策、在内地开展“补偿贸易”的第一人。同年秋，世界船王包玉刚也致函内地要求前来“探亲”。邓小平立即授意廖承志出面邀请他，于是当年11月就有了邓小平和包玉刚在北京没有公开的会晤。包玉刚后来回忆说邓小平“这位大陆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设计师，是这样的随和、坦诚。”（注：冷夏、晓笛：《世界船王包玉刚》，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从此开始了他们两人长达10余年的友情，也开始了邓小平与宁波帮的交往。 北京之行使包玉刚对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和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此后他大力实施弃舟登陆战略——把经营重心从海上转到香港本土，一年多后终于爆发震动港九的“九龙仓之战”。与此同时，包玉刚开始考虑以实际行动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1980年3月，在包玉刚的一手撮合下，环球航运集团、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日本兴业银行与中国合资经营的国际联合船舶投资公司在香港宣告成立，包玉刚出任董事长。联合公司成立的消息惊动了国际造船界和金融界，使刚从封闭中走出来的中国受到了世界广泛的注目。在此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船王两次出面购买中国制造的大型货轮计6艘，总值1亿美元，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船舶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船舶大步走向世界市场。1980年，包玉刚还以其父亲的名义向中国内地捐赠2千万美元。邓小平对包玉刚的赤子之情深表赞许并出面接受了捐赠，他称赞包玉刚“与别人不一样”，“是一个实干家，不是只说不干的，”希望以后船王“常来”。此后包玉刚确实常来内地，并几乎年年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成为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受到邓小平会见次数最多的人。进入80年代以来，邓小平还频频会见王宽诚、安子介、马临、应行久等其他宁波帮重要人士，并与他们商谈国是，相叙甚欢。1984年8月，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关于沿海开放城市和对外开放工作情况汇报时，高兴地说：“宁波人海外侨胞人数不多，质量较高。”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注：《宁波日报》，1997年2月23日。） 1991年9月22日，包玉刚不幸在香港病逝。当时已退休在家的邓小平获悉后深感震惊，为失去这样一位老朋友而不胜悲痛。他在唁电中说：“惊闻包玉刚先生病逝，深为悼念。先生热心祖国建设，为实现‘一国两制’，身体力行，功在国家，希家人节哀珍重。”（注：香港《文汇报》，1991年9月24日。）随后，他以“生前友好”名义送来花圈，并派女儿邓榕专程赴港出席包玉刚的葬礼。1997年2月19日，一代伟人邓小平去世。噩耗传开后，曾经备受小平同志关切的宁波帮人士无不悲痛万分。他们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沉痛的哀悼和缅怀之情。香港宁波帮企业家赵安中2月20日得知消息后即致电宁波市有关部门表达他的哀思，赵安中说：“是邓小平激发了海外游子支持家乡建设的巨大热情，是邓小平先生为我们飘泊海外的宁波帮指明了报效桑梓的方向，邓小平先生的逝世使我们海外宁波人不胜悲痛”。（注：《人民日报》，1997年2月25日。）曾受到邓小平接见的全美华侨总商会总顾问、宁波帮著名企业家应行久悲痛地说：“邓小平的逝世是中国的巨大损失，海外华人、华侨痛失一位伟大导师。”（注：《人民日报》，1997年2月24日。）1997年2月23日，已故船王包玉刚的大女儿包陪庆前往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邓小平灵堂，代表包氏家族向她们敬爱的邓伯伯致哀，从而为其父亲和邓小平的交往，也为宁波帮和邓小平的交往划上了完整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