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大会的主题是理雅格的生平和事业（注：本文是作者1997年4月8日在英国阿伯丁大学召开的纪念理雅格逝世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大会演讲稿。）。像傅兰雅一样，理雅格的职业生涯也是以在中国当传教士、教师和翻译为开端的，后来他在西方又成为中国问题的教授，成为他一生中的第二项事业。傅兰雅和理雅格的生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作为传教士他们日常的专注不是宣传基督教教义而是付诸行动，作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媒介他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文化媒介时他们又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当地合作者的帮助。不过，在一个基本方面，两人则不甚相同。而中西知识关系在总体上的最为明显、极为重要的不对称性正深藏于这一差异之中。 我所指出的这种不对称性直到19世纪末一直是中西知识分子关系的特征，在某种重要的程度上，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这一点与中西之间知识流动的基本模式有关。有人曾很好地说明了这一模式的含义：长期以来，西方的主要兴趣在于了解中国，而中国则主要着眼于学习西方。就这一模式中的中西双方来讲，当然会有很多例外。但作为一个总原则，它还是很能站得住的。如果我们只考察一方，即西方人对中国的立场，那么从总体上看，在过去150年内到中国的西方人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文明能存在下去，而到中国去寻找我们所需要的中国文明所拥有的某种东西。相反，我们到那里或者是出于某种理由要使自己熟悉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或者是把什么东西带给中国，即按我们的理解，中国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福祉所需要的东西。由此，又推动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进程。 当然，过去两个世纪中世界上权力关系及其变迁的基本格局，是形成了解（某种文化）和学习（某种文化）之间的差异的根源所在。由于过去200年间西方在军事、技术和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西方人就不用像其他伟大文明的代表那样，不必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有目的地把我们自己文化的基本部分进行拆解和重新构建。正如傅兰雅用自己的翻译工作一样，我们曾经帮助其他民族向我们学习，但总的来说，我们并没有感到有义务向他们学习。另一方面，我们经常对其他民族产生兴趣，力图更多地了解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有时是纯粹出于好奇，有的是为了确证我们自己的优越感，有时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像理雅格一样，是为了提高自己从而更有效地推动他们的精神转变（注：理雅格承担了把“所有儒学经典”译成英语的艰巨任务，“为的是……必须以足够的智慧在这些人民中从事传教工作，以获得永恒的成果”。Lindsay Ride,"Biograp-hical Note",in James Legge,The ChineseClassics,SVols.(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0),1:1）。 我刚才提到了解和学习之间的差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部分程度上是由于西方人自己的优越感，部分程度上是非西方人民对这种情况（至少在财富和力量的范畴上）的认可。直到20世纪末叶，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知识和文化的流动中这种差异仍然非常明显。不过，这个看法只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我今晚演讲的一部分将要探讨另一些方面，在这些方面这个概念至少需要部分地修正。 从广义上来讲，19世纪末西方的优越感在本质上是包罗万象的，不仅是在诸如财富和力量等物质范畴方面，而且包括了文化、宗教、道德、风俗及其他的精神领域。非西方人有时接受了这种全盘估价。例如，我们会想到陈独秀在《新青年》第1期开篇文章中大胆的宣言。陈在1915年9月写道：“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注：《敬告青年》，《新青年》，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不过，更常见的则是非西方人拒绝这种极端的西方优越的观点，只承认西方在物质上的优胜。同时，必须指出，在20世纪末，这种情况已经变得更为复杂，部分原因是许多西方人自己对西方在文化、道德领域上的优越提出了质疑，另外则是由于把“西方”和“中国”作为两个各自独立、划分明确的实体的观念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后一种现象极为有趣，它体现在最近一系列事件的发展之中。其中之一就是1980年以来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大陆基督教令人惊讶的发展。这一发展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尽管我们没有确切的数字，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就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而言，现在是新教教徒的人数第一次超过天主教徒。第二，在过去十几年内这种引人注目的发展是在完全没有西方传教士的活动下取得的。事实上，许多发展似乎是由一些自立的基督教团体完成的，这些团体中有一些曾经一直是有激烈的反外倾向，反对传教士对中国教会的控制（注：Daniel H.Bays."Indigenous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1900～1937:A Pentecostal Case Study",in Steven Kaplan,ed,Indigenous Responses to Western Christianity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4),PP.135,138;P.Viii.）。第三，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上述发展中这一点最直接地向把中国和西方截然划分开来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基督教社团在中国的发展是其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发展的一个部分，这一发展已经使得非西方世界的基督教徒的数目超过了西方基督教徒。请允许我引一段裴士丹教授的话：“事实上，从基督教的世界构成来看，它的非西方成分现在要多于西方成分。”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学者们越来越认为“‘与其把基督教作为独特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宗教不如把它作为一种世界宗教来探讨’更为有益”（注：Daniel H.Bays."Indigenous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1900～1937:A Pentecostal Case Study",in St-even Kaplan,ed,Indigenous Responses to Western Christianity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4),PP.135,138;P.Vi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