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是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一次严重失误，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其成因，中外学者著书立说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有益的探讨。本文力图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方位、多层次地对“大跃进”产生的诸种因素作一剖析，以求更合理地解释论题。 一、国际环境压力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是“大跃进”产生的政治心理原因 自朝鲜战争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更加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极力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全面封锁。这就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特殊的全新课题，即如何在帝国主义国家封锁困压中生存和发展下去，如何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尽快地巩固、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以争取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权。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也呈现勃勃生机。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摆脱苏联模式，在本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掀起了一股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加速经济建设的热潮，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上升；而苏联则宣称已建成了社会主义，苏联政府的任务就是领导全体人民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并且苏联还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这一切“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使“社会主义事业展现着无限美好的前景”。（注：《人民日报》1958年1月1日。）这也给毛泽东很大压力，表示要加快发展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毛泽东认为，苏联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工业化，六年左右时间实现农业集体化，中国也应该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实现工业化。这样，“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91页。）。随后，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正式宣布了这个目标，成为全党行动的纲领。总之，国际环境的压力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促使急躁冒进的社会心理的形成。正如毛泽东所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大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注：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6页。）显然，要实现这个伟大的抱负，没有超乎寻常的调整度是难以办到的。这为“大跃进”的发生埋下了伏笔。从国内来说，自建国以来我国在各个方面成绩斐然。在重重困难面前，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国威军威，把不可一世的美国逼到谈判桌旁，并在这过程中完成了土改和“镇反”，到1957年又在完成“三大改造”的基础上全面超额完成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使我国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巨变激励着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加速发展经济的决心和信心。但事情的另一面是，虽然新中国经过七年的艰苦创业，社会经济面貌有了较大变化，但这毕竟是在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要在短时期内完全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困难重重。就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我国生产力水平仍十分低下，基本处于农业文明阶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都远远超过我们，并赁借其经济实力在国际市场上要挟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这种客观现实无疑会使从屡遭欺凌的近代中国中走过来的新中国第一代领袖们产生一种巨大的忧患意识，并且寻找改变这种局面的良策。毛泽东等认为，在近代以来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必须实行赶超型发展战略，用比较快的速度来发展经济，把常规的现代化进程大大缩短，用跃进的步伐追赶英美等现代化的先行者，以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正如当时《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所指出的：“我国是一个人口多，耕地少，经济文化落后，底子很薄的国家。要在这样一个国家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使我国的经济水平在几十年内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使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建设的步子就必须迈得比较快、比较大。”（注：《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2日。）“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注：《人民日报》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还认为，我国经济建设不仅需要高速度，而且能够高速度发展，“觉醒了的群众可以干出前无古人的、过去谁也不敢想的奇迹来”（注：《人民日报》1958年2月3日。）。在这种急于求成的政治心理影响下，我国经济赶超目标的时间一再提前。毛泽东先是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96页。）的口号。不久，又提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99页。）。随着赶超时间的不断缩短，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标也越来越高。以钢为例，八大二次会议确定1958年的钢产量是710万吨，而8月的北戴河会议则要求达到1070万吨，比1957年535万吨翻一番；1959年再努力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