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科学文化知识的载体，它肩负着继承、发展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特殊使命；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智慧和良心，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知识分子的运动趋势总是与先进阶级相联系，在历史转折时期，总是为社会的变改摇旗呐喊，为先进阶级制造舆论、创造理论、造就思想家与革命领袖。历史已证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都将一事无成。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毛泽东从总体上将知识分子划入小资产阶级的范畴，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积极争取他们加入革命队伍，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进程。那么，建国初，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其政策与实施的得失及影响又如何呢？ 一 新中国诞生时，它从国民党反动统治那里继承的除了经济上的百业凋零，还有文化上的愚昧落后。全国四亿五千万人口中90%是文盲。据统计，当时全国拥有各类知识分子仅200万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10万人。相对于总人口讲，这个数字在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 建国初，知识分子的构成大概是：一是投身革命、经过战争考验成长起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队伍的核心，但其绝大多数工作在党、政、军等各部门；二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各类专家、学者、教授以及文艺工作者、医生、工程师、记者、教员等，他们是知识分子队伍的主体；三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广大青年学生。所谓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针对后两部分人而言的。他们大多没直接参加过革命，对共产党有一定程度的陌生感，但“大部分知识分子欢迎共产党，因为他们厌恶国民党，因为他们赞赏共产党能够统一国家，能够在几十年的战乱之后提供财政保障”（注：[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页。）。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这是鸦片战争以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们也希望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独立和统一的基础上，实现祖国的文明和富强。 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一些旧的东西，将不正确的思想和作风带进新的社会，主要表现在： 第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亲美、崇美思想。近代以来，美国非常重视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旧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往往留学美国，受美国文化的影响颇深。他们认为，美国的一切都值得学习和仿效。这种思想显然与新中国的教育文化指导思想不一致。 第二，个人主义和“超政治”、“超阶级”的思想。知识分子是爱国的，但一般多具有较浓的个人主义思想和作风，对人民生活、青年的前途和国家建设注意不够。由于所受教育的影响，许多知识分子不知道从本质上看问题，不懂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正义性。他们既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又对共产党抱着怀疑和疏远的态度。于是，他们在政治上采取超然态度。 第三，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教条主义趋向。由于旧教育的内容，除自然科学外，谈不上与客观相符合。一些搞学术的，建国后仍抱着纯学术观点，为研究而研究，未能考虑到新中国的迫切需要。 这说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对新的社会环境还不熟悉、不适应。他们对马列主义很陌生，对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是不理解。这种状况，既影响着其自身的进步，也极大地影响着新中国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 中国共产党一向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正是大批知识分子投奔延安，才加速了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非常明白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1949年10月15日，毛泽东就在一封信中说：“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因此，开国之初，政府对知识分子是“包下来”：除特殊情况外，教师仍留原位，按正常秩序上课；其他各文化部门的知识分子也大都留在原单位继续工作，其中一部分还分配了负责的工作；对于大量失业的知识分子，政府努力帮助其就业，或安排他们到各种训练班里学习，为其提供生活来源。在政治上，党和政府也给了许多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以应有的地位。 如前所述，知识分子既有积极性的一面，又有消极性的一面。为此，建国初，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但以1951年秋为界，前期注重争取、团结，后期偏重于教育和改造。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要“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就举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和各种训练班，并利用寒暑假组织学习会，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学习。政府还利用经常的政治学习组织各大、中学校的师生和各机关干部学习政协的有关文件，学习社会发展史及新民主主义论等。除了理论学习外，政府还通过业务活动以及组织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社会活动，帮助他们转变立场，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业务观点和与工农相结合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新政权建立之初，一方面是艰巨的民主革命的任务需要完成，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改组和长期战乱的破坏造成的社会各阶层生活困难，从而造成民族资产阶级、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工人、没有土地的农民对政府的不满。因而，在1951年秋以前，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帮助其改造思想的重心在于争取和团结，努力使知识分子不反对新政权，并拥护新政权。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394—395页。）。告诫人们改造知识分子不能性急，因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大炮打不进去。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是要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反对对待知识分子上的急性病以及简单粗暴的态度与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