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但是，书中有不少观点也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特别是该书在史料运用方面存在不少失实之处，一些不准确的或错误的史料直接导致了错误的不准确的判断。因此，对这部著作中的若干史实进行辨证是必要的，也是有价值的。本文仅就此书1966-1982年卷中有关部分史实方面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就教于该书作者，也供海内外学者参考（文中所注页码均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该书英文版本为准）。 （一）关于罗瑞卿被打倒问题 “就人民解放军而言，中国对日益升级的越南冲突应作何反应的争论，为清洗总参谋长罗瑞卿提供了机会，而罗是能够向林彪对军队的控制力提出挑战的潜在对手。”（见第123页） 打倒罗瑞卿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引起强烈震动的重要事件之一，也是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由之一，曾引起各种议论和猜测，上引《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的看法，也曾是其中猜测之一。但经过30年的历史沉淀和研究，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有关林彪集团的诸多研究，已使历史真相得以澄清。导致罗瑞卿被打倒的原因，并不是军队领导人对越南冲突战略的争论，而是林彪、叶群的阴谋陷害和毛泽东对诬告的轻信。邓小平在1978年8月12日罗瑞卿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时，明确肯定：“罗瑞卿同志是大家熟知的同林彪反党集团坚决斗争的英勇战士，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当时强加在罗瑞卿身上的罪状主要是两条：一是“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二是有野心，要夺林彪的权。这两条都是站不住脚的诬陷。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中共中央于1980年5月20日为罗瑞卿平反的决定中，也已予以澄清。 罗瑞卿当时确实是主管军队的实权人物，一人身兼多项要职，包括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他本是老红军，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建国后转到公安战线，长期任公安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后亲自提名让罗瑞卿从公安部调回军队任总参谋长，说明林彪对这位长期共事的老部下是十分信任的。那么，后来林彪为什么又煞费心机要打倒罗瑞卿呢？理由并不像林彪在著名的“五一八讲话”中冠冕堂皇讲的，是什么“罗瑞卿是掌军权的”，“能搞反革命政变”，“要篡夺政权”，因此，打倒他是“制止反革命颠覆的措施”。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不肯为林彪所用，抵制了林彪的某些非组织活动，以至于被林彪视为实现其完全控制军队野心的巨大障碍。使林彪特别不能容忍罗瑞卿的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林彪身体一直不好，经常离京到外地养病，所以，有些紧急事情罗瑞卿就没有通过林彪而直接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林彪对此耿耿于怀。二是因为工作关系，罗瑞卿同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贺龙元帅接触较多，而在林彪看来，贺龙是人民解放军中另一山头的代表，不利于自己对军队的控制，因而引起林彪猜忌，认为是罗瑞卿对他“不忠”、“不敬”。三是罗瑞卿对林彪的夫人，也是林的办公室主任叶群非常反感，认为这个女人“浑身都是假”，对她的飞扬跋扈、无理取闹从不认账，招致叶群的憎恨。于是，林彪和叶群就编造了种种理由，搜罗了一些伪证，骗取了毛泽东的支持，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打倒了罗瑞卿。而这些，同对越南战争采取何种反应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 （二）关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最后在1966年的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人数不全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刚过半数。”（见第124页） 如果这里是指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无疑是正确的。但从时间上看，这是指的1966年8月1-12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会议尽管是在“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发动，不少领导干部受冲击的极端紧张的不正常的气氛中召开的，但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数却不是刚过半数，而是141人，占“八大”中央委员总数的76.3%。其中，中央委员74人，比“八大”选出的97人少23人；而候补中央委员67人，比“八大”选出的73人只少6人。占“八大”选出的总人数180人的78.3%，远远超过半数。如果考虑到自“八大”以来已有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去世，还有几位因病因故不能出席，那么应该说是到会人数相当多的一次。这次中央全会的特点不是人数少，而是比正常的中央全会多了一些人，这就是非中委的中央文革成员江青、张春桥、关锋、王力、姚文元等，还有些所谓首都高等院校师生的代表，如聂元梓等。这些列席代表多达47人。 （三）关于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 “在处理吴晗及其《海瑞罢官》一剧的问题上，毛使用了一把双刃剑。一开始他把批判吴晗剧本的任务交给了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该组织成立于1964年。这一举动将彭真置于极为困难的境地”。（见第127页） 根据到目前为止我们所了解的史实，这段叙述中有三点是不够准确的。 首先，毛泽东并没有把批判吴晗的任务交给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因此，说不上是毛泽东对彭真的考验，即所谓“双刃剑”。 其次，也很难说这一任务是毛泽东交给江青的，说它是由江青、张春桥等蓄意策划的阴谋，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本来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撰写《海瑞罢官》一剧，是想贯彻毛泽东在1959年上海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的。所以，1962年当江青第一次向毛泽东提出此剧有问题时，毛泽东并未理睬。1964年康生再次向毛泽东说，此剧与1959年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问题有关时，毛泽东仍未接受，只是后来才被这些人“说服了”。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67年2月同阿尔巴尼亚外宾卡博和巴卢库谈话时提到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江青则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江青开始在北京组织人写批判文章，无人愿写。她便到上海，在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协助下，秘密地开始了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写作。多次易稿，后经毛泽东审定，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题目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