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爆发前夜的历史进程中，因民族矛盾激化而轰然兴起的抗日救亡高潮，数十年来已为人们一再记述和评说。但是，论及民族心理的发展与抗日救亡高潮之间的关系的文章则较鲜见。有鉴于此，本文将要讨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化步骤从未放松过，中国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时起时落，为什么在1935年底会演化成这样一场规模空前且持续向前推进的抗日救亡高潮？民族心理的发展在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和发展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和发展对民族心理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当时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忽略的问题，需要前后连贯起来，系统地加以考察和说明。 一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民众的心理状态在日益严峻的挑战面前的不断演变和发展，是促成抗日救亡高潮兴起的重要原因。没有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抗日救亡高潮就不可能酝酿和兴起。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实施其侵华战略意图的最初一逞。然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中华民族在战争爆发后的短短一段时间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东北三省的沦陷，到被迫在上海签订城下三盟，丧权辱国的厄运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民众的心理。爱国志士按捺不住心中的情绪： 看着人家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被屠宰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点热血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注：1932年1月30日吴晗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3页。） 这其中，既有丧权失地的耻辱和苦痛，也有由日寇的暴行所激起的义愤和对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的怨恨，等等。在当时，这不仅是一种个人心态的表露，也是整个民族心理的写照。在失败与挫折阴影的笼罩下，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气氛在全国形成了。 民族心理学认为，当一个民族遭受外敌入侵时，该民族心理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民族情感的唤起，民族态度的变更，就是这种民族心理变化的体现。日寇的入侵带给中国人的不只是深重的灾难，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它激起了民族情感的熊熊烈火。“从这一个时刻起，几乎每一个有良知、有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象受雷击一般从惊恐中跃起，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中去”。（注：《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第309页。）刺激了知识分子的东西，也同样刺激了其他各阶层人士。上海学生表示要“一致奋起”，“抵抗那不共戴天的日本帝国主义”；（注：《“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南京市民决心要“一致团结，誓死抗日，共赴国难”；东北义勇军表示要“以满腔热血，溅于白山黑水之间，以灌溉中华民族自由之花，敌氛未靖，誓不生存”；（注：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第3章，第3节，第2页。）就是素与蒋介石私人关系密切的虞洽卿、陈光甫、杜月笙、黄金荣等社会闻人，也一反常态，要求抗日。从中不难窥见当时抗日救亡潮流那掀动人心的力量。这种社会心理形态，在一个日本军官的报告中也反衬出来。他说，中国国民之所以表现出顽强的斗志，是因为“‘观念’这东西，很明显地保有的原故。男的也好，女的也好，都在抗日的敌意上，旺盛地燃烧着。”（注：华振中、朱伯康：《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第624页。）尽管他是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认识这个问题，但他毕竟道出了那个时候中国人的民族情感。这种情感一旦被接踵而来的厄运所唤起，自然会演绎出共御外侮的历史场面。 要实现共御外侮，就必须停止内争。这也是由民族矛盾激化而萌生出的强烈意识。九一八后不久，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朱庆澜的通电，痛责国民党当局“忘复之危殆，仍箕豆之频煎，祸已迫于眉睫，哀莫大于心死，现在国人，能无惊觉？”“呼请各方当轴冷静思维：时至今日有何恩怨不可冰释？有何政见不可牺牲？”其忧国之血诚，于此可见一斑。上海停战后，《申报》上的一篇追掉殉国将士的文章也反映出人们的这种心理： 以此一战，而一部分军人乃亦从而憬然觉悟，表示不再参加内战；以此一战，而多数忧国之士乃亦怵于内战之决不容再有，从而发起废止内战之运动。故此战有若一声洪钟，敲破我民族二十年来酣于内战之心理，影响我民族之前途，至巨至深。（注：《申报》，1932年5月28日。） 停止内争与共御外侮，这两种心理要求，彼此牵连，相互烘托，从而形成了一场矛头指向日本的救亡图存运动。尽管这场运动由于政府当局实行高压政策，旋即又处于沉寂的状态，但是，抗日救亡的种子却已深深地埋入中国人的心中。 九一八事变仅过了一年多，日本按其既定的侵略步骤，开始染指华北。攻陷山海关，占领热河，突破长城各口，直至逼签《塘沽协定》，莫不体现出这种战略意图。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机于不顾，继续执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民众的抗日救亡情绪由此重新被激活起来。全国各界及海外华侨接连发出通电、宣言，呼吁抗日。社会舆论纷纷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停止“剿共”。天津《益世报》发表社评称：“从民族观念的立场上说来，与其被外族征服，毋宁在同族中表示退让。”主张政府“尽可公开的大胆的与共产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注：《益世报》，1933年4月17日。）就连向来主张中国“应该在不丧失领土范围之内与日本妥协”的丁文江，这时也要求蒋介石“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注：《独立评论》第35号，1933年1月15日出版。）甚至一些地方军阀政客也指责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表示赞成抗日。这说明，在抗日的声浪中，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正在不断增强，这种民族认同感的增强，使得所得有那些民族良心尚未泯灭的人们都加入了救亡图存的行列。 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进步人士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把争取民主与自由权利这一理性成份，注入了民族心理，促进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此外，冯玉祥、方振武、蔡廷锴、蒋光鼐等爱国将领，先后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高擎抗日反蒋的旗帜，也反映了人们救亡图存的心理要求。虽然上述活动与要求均为国民党政府所不容而受到极大的压抑和摧残，但同样都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屈的使命感，并为尔后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奠定了一定的民族心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