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帝国到中统建元，这是巨大的文化与历史的跨越。真正完成这种跨越的关键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形成文化变异的重心。而文化变异的重心一旦形成，便使蒙古统治者的政治难题得到解决，进而影响元朝的政治格局，并作用于历史发展的各个层面。找到这一文化变异的重心，会使我们对元朝历史的许多问题产生全新的认识。 一、文化隔膜与蒙古统治者的政治难题 蒙古地处大漠深处，原本和中原少有接触。蒙古和金朝接触的最早记录是合不勒汗应召入朝。随后合不勒汗杀了金朝使者，双方处于敌对状态。从此，金朝不断出兵征讨。金朝对被征服的蒙古人实施封锁政策。蒙古每年入贡，金朝只在塞外受之，不许入境。这无疑造成了生活在塞北的蒙古民族文化的封闭与落后。 金章宗承安元年（1196），成吉思汗协助金朝讨平塔塔儿部，受封为“札兀惕忽里”，其实这是个不大的官职，但他还是喜欢以官号自称，借此抬高自己。（注：《元朝秘史》第一七九节。）直到他统一漠北，仍按例每年亲自到金朝边境贡场进奉。（注：《元史·太祖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鞑靼款塞》。）此时，金朝已经衰落，被迫将边防南移，但仍筑壕设障，实施封锁政策。 1208年金章宗死，卫王永济即位。此前成吉思汗曾到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城卜子古城）进贡岁币，受贡者为卫王永济。当新皇帝遣使传诏蒙古，成吉思汗得知竟是永济，说：“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于是打马北去。这表明成吉思汗对金朝知之不多，对南宋更是不了解。 由于金朝长期封锁造成文化隔膜，来自大漠草原的骑士们，对中原文化十分陌生，以至于对“儒为何物？”“儒士有何用？”这类问题，历经四、五代大汗，都搞不清楚。成吉思汗大概把儒士当作“告天的人”，耶律楚材在他身边充当的不过是这类角色。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以公开招考的方式，让那些被俘为奴的儒士到汉地课税。等到大批钱物运来，窝阔台非常惊奇，但他弄不明白，整天围在他身边转的耶律楚材是怎么搞到这么多支持战争的钱物的。（注：《元史·耶律楚材传》。）宪宗蒙哥已经是第四代大汗了，仍提出这样的问题：“儒家何如巫医？”他搞不明白儒家与巫医的区别。当西夏进士高智耀说明儒家治世之理后，他说：“前未有以是告朕者。”（注：《元史·高智耀传》。）忽必烈仍在问：“孔子何如人？”得到的回答：“天的怯里马赤”（注：叶子奇《草木子》卷下。）。意思是：天的通译者。 如果说对金朝的封锁，成吉思汗的马队很容易将其打破，但是，要打破两种异质性文化的隔膜就不那么容易了。历经四、五代大汗仍不懂儒为何物，儒者何用，主要是在蒙古文化系统里，实在找不出与儒、儒士相对应的文化概念。忽必烈在潜邸时，张德辉、元好问专程北上，奉他为“儒教大宗师”。（注：《元史·张德辉传》。）双方对这个称号，肯定各有自己的理解。 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以兵马取天下，却绝不可能以兵马治天下。成吉思汗大举攻金，势如破竹。象以往强大的游牧马队一样，突破长城的防线，南下攻掠。蒙古马队虽攻下广大汉地，却不知如何治理。成吉思汗的近臣别迭等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注：转引自韩儒林《元朝史》上册第215页。 ）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来自漠北的蒙古藩王仍发出类似论调。可见，文化隔膜使得蒙古统治者占领广大汉地后，面临着不知如何治理的政治难题。正是由于对这个政治难题困惑不解，别迭等人才发出如此无可奈何的论调。看来，文化隔膜引起的政治难题确实困扰了蒙王大汗很长时间。 二、文化变迁与政治难题的突破 由文化隔膜造成的政治难题的解决，还要从文化交流、变迁、融合开始；接着以士人人格的整合推动国家整合、民族融合；最终跨越了民族仇恨、军事厮杀、征服对抗的鸿沟，到元朝完成了多民族国家一体化的历史进程。这似乎是个奇迹，但从文化层面上很容易理解这个历史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当成吉思汗的马队跨过长城，吸引他们的首先是中原的物质文化，抢掠是他们接受中原物质文化的形式之一。在抢掠中必然伴随着屠杀。 其次，他们也曾驱赶大批中原人民进入蒙古草原。河北史秉直被迫降蒙，其管领降人十万余家“迁之漠北”，被安置在土拉河之地，路上死伤，加上由于不适应漠北环境冻饿而死者达十之七、八。但经历了这个残酷的过程，终于使蒙古统治者明白屠杀与迁民，使昔日繁庶的中原化为牧地，对他们没有好处，是不可行的。尽管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是却使两种隔膜很深的文化逐渐磨合。不久，史秉直等汉族世侯势力便成功地架起了蒙汉文化沟通的桥梁，成为蒙古统治者稳定华北的中坚力量。 既使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两种文化仍能逐渐磨合，进而塑造新的人格。1212年成吉思汗攻金，进驻山西。当时刘敏十二岁，随父母避战乱于德兴禅房。当蒙古兵来攻，他与父母失散，被蒙古统帅收养，将其带到漠北。刘敏很快学会了蒙语，过两年能通诸部语。一次成吉思汗大宴诸将，发现了刘敏，见其“貌伟”，“召问所自，俾留宿卫”，赐名玉出干。随成吉思汗征西辽、中亚诸国。1223年，授安抚使，兼燕京路征收税课、漕运、盐场、僧道、司天等事。置总管府，佩金虎符。窝阔台即位，1241年授行尚书省，权力在著名的回回权相牙老瓦赤之上。（注：《元史·刘敏传》。）刘敏出入禁中，年轻，可塑性强，他很快顺应文化变迁与融合的趋势，或者说是这股社会潮流将其塑造为那个时代特别需要而又特别稀缺的人才——能够沟通蒙汉文化，成功治理汉地，因而受到蒙古最高统治者信任和赏识。这时文化变异的第二阶段的成果已经在他身上得到体现，即实现了文化人格的整合，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正是文化变异与社会需求将其塑造为那个时代的典型人格，得以在那个时代纵横驰骋。刘敏在燕京行省“礼宾故老，崇尚儒雅”，“兴学校，进名士为师”。（注：元好问《元遗山集》卷28《大丞相刘氏先茔神道碑》。）他代表蒙古统治者做这些事，为行汉法打基础，为蒙古进入汉地后的文化变迁做出特殊贡献，为蒙古进入汉地后的文化转型进行铺垫。为此，直到忽必烈时代，刘敏仍作为元勋受到应有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