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是契丹民族于唐末五代之际，在中国北方建立的国家。辽在建国以后，推行了一套开创振兴文教的举措，大大地推进了包括契丹民族在内的辽代文明。在封建时代，教育是科举的基础，科举则是教育的终极目的，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辽文明的兴盛与它所推行的教育、科举政策密不可分。 一 辽代学校的兴建，始于辽太祖时，其后各代君主都相继扩建或增设，学校的设置由京城向各地发展，最终形成了遍及全国的规模。 辽的中央教育机构包括国子监和五京学。辽太祖建国初就在上京设置了国子监，作为京城教育的管理机构；上京还设有太学，负责对生员传道授业（《辽史》卷47、48）。辽太宗讨平幽州，又于燕都建南京太学（同上，卷48）。辽道宗即位伊始，于清宁元年（1055年）下诏设学养士，中京、东京、西京国学即在这一时期内相继兴建。清宁六年道宗又诏建中京国子监，其建制全仿上京的规模，并亲临祭祀孔子庙（同上，卷48）。这样，辽的中央官学机构就配备齐全了。辽代国子监官为升朝官，五京学学官为京官，国子监官属有祭酒、司业、监丞、主簿，京学属官有博士、助教各一员。在辽统治相对安定的时期，五京学的规模得到较好的发展。圣宗时南京太学生员不断增多，到统和十三年（995 年）出现了供养不足的矛盾，圣宗特赐水硙庄一区，以便赡养（同上，卷13）。 地方官学在辽初并未普遍设置，往往根据地方需要而权宜建立。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归州奏报朝廷说：“居民本新罗所迁，未习文字、请设学以教之。”朝廷允准了归州的请求，设置归州州学（《辽史》卷15）。大规模建设地方学校是在辽道宗时。前面已述及辽道宗于清宁元年下诏设学养士，扩大学校规模，并颁赐《五经》传疏给地方官学。至此，辽在重要的府、州、县普遍设立了学校，委派博士、助教作为专任职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地方教育体系。这套教育机构完全是按照中原地区学校的模式而建立的。有关文献记载， 大公鼎在咸雍（1065—1074年）时为良乡县令，建孔子庙学；耶律孟简于大康（1075 —1084年）时为高州观察使，修建学校，招纳生徒（同上，卷104）。 辽西京的奉圣、归化、云、德、宏、蔚、妫、儒等州学，“各建孔子庙，颁赐五经诸家传疏，令博士、助教教之”（《辽史拾遗》卷16引《宣府镇志》），辽的学校规模蔚然可观。 在学校师资配置上，辽朝廷主要任命一些汉学儒生充当学校教官，在士人匮乏的时候，甚至还任用一批投诚的敌国士人充当教官。如武白，原为宋朝国子博士，被俘入辽，被委任为上京国子博士（《辽史》卷82）。辽圣宗统和七年，宋朝进士17人携家眷北来归顺，辽朝廷命有司考校，中第者补为国学教官（同上，卷12）。不难想象，这些学官培养出来的学生对于儒学的态度会与中原地区有什么区别。 除了中央、地方的各类学校以外，辽朝廷还专门为宗室子弟设置诸王文学馆，并安排老师授课，类似于历代皇朝的师、傅之职。东丹王耶律倍曾接受张谏的训导，“让国皇帝在储君，虽非拜师。一若师焉”（《全辽文》卷4赵衡《张正嵩墓志》）。辽圣宗太平八年（1028年）， 长沙郡王耶律宗允等奏请遴选诸王伴读。重熙（1032—1054年）中又挑选进士姚景行为燕赵国王教授（《辽史》卷47）。这些教官保证了皇室成员接受良好的教育。辽代皇室子弟的文化水准往往高出时人，这与他们接受专门的贵族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像辽圣宗、兴宗、道宗、耶律倍、耶律隆先、萧孝穆、萧阳阿、萧柳、萧观音、萧瑟瑟，他们或为皇亲国戚，或为帝王后妃，都对汉文化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其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不仅在契丹人中首屈一指，即使在整个辽代也是出类拔萃的。 崇儒尊孔是辽代学校教育的主导思想。这一思想与辽代君主深受儒家知识分子的影响密切关联。辽立国之后，一批汉族知识分子作为君主的高级顾问侍从于皇帝左右，受到重用，有名的像韩知古、康枚、王郁、韩延徽、张砺等人，在立国方略上都对辽君主产生了极大影响。受汉族士人的影响，儒学体系也就理所当然地移植于辽的教育中。辽太祖立国之初，修建孔庙、佛寺、道观，似乎对三教还存有不偏不倚的倾向。辽太祖询问左右侍臣说：“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大臣们都认为应敬奉佛祖，辽太祖却并不同意，回答说：“佛非中国教”。太子耶律倍回答道：“孔子大圣，万世所尊，礼宜先。”太祖大悦，诏令修建孔子庙，命耶律倍春秋二季行释奠礼（《辽史》卷72）。对这则记载，我们尽管可以怀疑是史官的溢美之词，但是从辽太祖回答的话语中，大致可以揣测到辽太祖的心态，弃佛尊孔既是契丹民族吸收先进文明，促进本民族进步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笼络北方汉族士人所作出的姿态，毕竟儒学在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影响，其影响绝非外来的佛教所能比拟。后来的辽代君主越来越表现出对传统儒学的偏倚，祭祀孔庙，亲临讲筵，翻译刊修儒学典籍，这与金、元两代君主尊崇佛、道的做法有明显的区别。 在教学科目上，辽代也以儒学经典作为主要研习内容。辽道宗即位之初曾颁发《五经》传疏于学校，作为学校教材（《辽史》卷21），后又令有司刊行《史记》、《汉书》等史籍让学生学习，并诏谕学生要“穷经明道”（同上，卷23、25）。而贵为皇帝的辽道宗本人，也亲自聆听儒学侍臣讲经论道，表示出对儒学的尊崇。大安二年（1086年），辽道宗召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讲授五经大义；四年召枢密直学士耶律俨讲《尚书·洪范》；命燕国王耶律延禧书写《尚书·五子之歌》，以加强对皇子的儒学教育（同上，卷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