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代人口，因为人们对户部统计的对象理解很不一致，所以估算时分歧很大。有的说北宋最高人口不足5千万，有的认为约有1亿左右（注：如《中国史稿》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为北宋人口数为4 530余万；周宝珠、陈振主编的《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以为“当在一亿左右”。），大家各持所据，众说纷纭。要对宋代人口做一个近乎科学的统计，关键是解决户部统计的人口是丁，是男口，还是总人口的问题。为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多年探索，揭开了宋代户部所统计的人口之谜，所论是否正确，希望求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一 北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户部统计的户口数，是有宋一代各种文献记载中的最高数字。 据《宋史·地理志》载， 该年全国共有户20882 258，口46 734 784，每户平均只有2.24口。若与西汉、隋、 唐三朝户口极盛时期的每户平均4.87、5.17、5.93口相比（注：西汉、隋、唐三朝户口数详见《文献通考》卷一○《户口考一》。），相差实为悬殊。 大量文献资料表明，宋代户多口少决非大观四年的特殊现象，不论在《宋史·地理志》（以下简称《宋志》，或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玉海》、《文献通考》等对宋史研究最具权威的史籍所载来看，两宋历年每户平均皆只2口左右。 特别是《文献通考·户口考二》详细收录了元丰三年（1080年）检正中书房公事毕仲衍所上《中书备对》中的全国18路户口数，每户平均也只有2.24人，这就决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在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宗法血缘关系尚十分顽固的宋代社会里，出现这种现象，不仅为其他朝代所罕见，就是按常理推之，亦不可信。 对此，古今中外许多学者曾经有深入的讨论，若将有关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漏口说”、“析户说”、“户数虚增说”、“男口说”四种。现先对这四种说法作些评述。 第一，关于漏口说。南宋史学家李心传首开其端，他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七《本朝视汉唐户多丁少之弊》条中，作了如下论述： 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可准周之下农夫。唐人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五十八口有奇，可准周之中次。自本朝元丰至绍兴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于两口，则无是理，盖诡名子户漏口者众也。然今浙中户口，率以十户为十五口有奇。蜀中户口，率以十户为三十口弱。蜀人生齿，非盛于东南，意者蜀中无丁赋，故漏口少尔。 李心传“漏口说”影响深远。 日本学者加藤繁是持此说最力者，他于1930年到1940年间先后发表了有关宋代户口的专著多篇（注：这些论文有：《宋代的户口》、《宋代的主客户统计》、《宋代的人口统计》、《南宋首府临安的户口》，均收入《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译本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积极发挥和引申了李心传“漏口”的观点。解放后，我国学者袁征、李德清等人，也都同意加藤繁的观点（注：参见袁征《宋代户口》，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 李德清《宋代女口考辨》，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但是，李心传的这段话是颇多疑窦的。 首先，文中关于“自本朝元丰至绍兴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一口”这句话，令人费解。我们知道，整个宋代，自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有全国性的户口统计起，到李心传所处的理宗朝为止，每户几乎全是2口左右，绝不仅仅限于元丰至绍兴是这样。他是否认为，在元丰以前，每户人口要多得多呢？如果是这样，就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不是这样，证明他对宋代户口资料的掌握很不完整。 其次，上引这段话的标题是《本朝视汉唐户多丁少之弊》，按理说文内应言丁，而对照文章前后论旨，这个“丁”显然是指总人口。在宋代，丁与总人口有着原则区别，文内却丁、口混淆，自相乖戾，反映了李心传对本朝户籍制度的了解并不精到。 再次，李心传认为漏口严重是宋代特有的社会现象，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众所周知，中国自西汉的口赋、算赋、更赋、户赋到隋唐的租庸调，赋役制度无不以人丁为本。面对统治阶级实施以口为准的剥削制度，人民群众必然要以隐漏人口相对抗。就以武则天临朝称制时期为例，当时尚处在“太平盛世”，有人已指出“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事实（注：《旧唐书》卷八八《韦思谦传》。）。这里所谓“亡逃”，大多数应是漏口。因为人莫不有安土重迁之情，漏口又较逃亡为易行，若非迫不得已，总想设法漏口而不是举家逃亡。何况逃亡者仅限于贫弱之家，漏口者却遍及富室巨贾，乃至品官之家。所以杜佑亦云：“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注：《通典·食货典七》。）在实行两税法的宋代，虽然“以资产为宗”的赋役制度实施得并不彻底，但无地者一般不纳二税，下户的杂赋差徭也较上户为轻（注：按宋代成丁有身丁钱的负担，但主要存在于南方诸路。北方无身丁钱，每户平均人口也只有2口左右。 故以为因逃避身丁钱而引起大量漏口的说法，是缺乏说明力的。），特别是兵役负担没有唐代那样沉重，因而似乎并不能得出宋代比唐代更有必要漏口的结论。何况，赵宋政权又极大地加强了地方封建统治和保甲制度，宋代既无地主坞堡之壁垒，亦无晚唐方镇之割据，国家对户口搜括比前代尤为重视，漏口的可能性也随之减少。很难设想，唐代每户平均尚有五六口，至宋代，竟会骤降至2口上下！李心传的“漏口说”不能令人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