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天庆四年（1114年），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完颜阿骨打起兵叛辽；次年正月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建元收国。这是尽人皆知的史实。然而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将改写这段历史。 一 《金史·太祖纪》对金朝的开国史记载如下： 辽天庆四年（1114年）九月，完颜阿骨打以2500人起兵反辽，首战告捷，“撒改使其子宗翰、完颜希尹来贺，且称帝，因劝进。太祖曰：‘一战而胜，遂称大号，何示人浅也。’” 同年九月，破宁江州。十一月，破辽兵于出河店。“是月，吴乞买、撒改、辞不失率官属诸将劝进，愿以新岁元日恭上尊号。太祖不许。阿离合懑、蒲家奴、宗翰等进曰：‘今大功已建，若不称号，无以系天下心。’太祖曰：‘吾将思之。’” 辽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元日，阿骨打称帝建国：“收国元年正月壬申朔，群臣奉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上曰：‘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 收国二年（1116年）十二月，“谙班勃极烈吴乞买及群臣上尊号曰大圣皇帝，改明年为天辅元年”。 又据《金史·太宗纪》记载：天辅七年（1123年）八月，太祖崩；九月，太宗即皇帝位，“改天辅七年为天会元年”。 自《金史》问世600余年来， 有关金朝开国史的上述记载从未受到过任何怀疑。但是我近年发现的一些文献及考古材料，却使上述记载发生了严重的动摇。 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吕颐浩写给高宗的《上边事善后十策》称：“政和年间，内侍童贯奉使大辽，得赵良嗣于泸沟河，听其狂计，遣使由海道至女真国通好（原注：女真于宣和四年方建国号大金）。”（注：《忠穆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篇奏议在《忠穆集》中没有系年，《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六系于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但《会编》所引此疏没有那句关键的小注。）吕颐浩（1071—1139），北宋元祐间进士，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和绍兴元年（1131年）曾两度出任宰相。据他在这篇奏议中所说，金朝建国之初本称女真国，至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才改国号为大金。然而这一说法的可信程度如何呢？至少有三点理由促使我们必须重视吕颐浩的上述记载：第一，吕颐浩是南宋位高望重的政治家，而非见识寡陋的俗儒，我们相信他不会信口雌黄；第二，这是写给宋高宗的奏议，而非一般的笔记杂著，不能视为游谈无根的传闻；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吕颐浩阅历特殊，对金初的历史拥有无可争辩的发言权。徽宗时，吕颐浩长期在与辽朝接壤的地区担任河北转运副使、都转运使，身为北边方面大员，宣和五年（1123年）收复燕京后，又改任燕山府路转运使，对辽金鼎革的历史有最直接的了解，故上面引述的那篇奏议一开首就说：“臣任河北塞上守臣岁久，目睹金人与契丹相持二十年”。而且，宣和七年（1125年）金军攻陷燕京时，吕颐浩曾被郭药师劫持降金，在金军中滞留达三四个月。《上边事善后十策》也谈到了这件事：“臣于宣和七年十一月陷于虏贼，次年二月得归朝廷”。这些经历可以证明，吕颐浩有关金初历史的记载绝不是来自道听途说，必定是有相当可靠的根据的。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出使金朝的范成大，在归来后呈交给朝廷的《揽辔录》中，记载了当时金朝民间通行的一种小本历：“虏本无年号，自阿骨打始有天辅之称，今四十八年矣。小本历通具百二十岁，相属某年生，而四十八年以前，虏无年号，乃撰造以足之：重熙四年，清宁、咸雍、大康、大安各十年，盛（寿）昌六年，乾通（统）十年，大（天）庆四年，收国二年；以接于天辅。”（注：《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五引范成大《揽辔录》。）从范成大介绍的情况来看，这种小本历在金朝建国之前是采用的辽朝纪年。岳珂针对《揽辔录》的这段记载指出：“按此年号皆辽故名，女真世奉辽正朔，又灭辽而代之，以其纪年为历，固其所也。”（注：《愧郯录》卷九“金年号”条。）在辽天庆四年之后接续收国，收国二年之后接续天辅，说明范成大所看到的这种小本历关于金初的纪年与《金史》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揽辔录》的这段文字，引起我注意的是“虏本无年号，自阿骨打始有天辅之称，今四十八年矣”这句话。按照范成大的说法，金朝建立的第一个年号是天辅，没有《金史》所记载的收国年号；而且天辅至今“四十八年”，如此算来，天辅元年当为1122年，与《金史》记载的1117年改元天辅不符。而范成大所称的天辅元年（1122年）正好与吕颐浩所说的宣和四年（1122年）女真国改国号为大金的时间相吻合，所以我怀疑它们反映的是一个共同的事实。至于1122年以前女真国究竟有没有年号，吕颐浩的奏议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留待下文再讨论。 不仅如此，在金代文献中也同样能够找到很能说明问题的线索。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朝廷臣僚讨论德运问题时，右拾遗田庭芳上奏曰：“又闻故老相传：国初将举义师也，曾遣人诣宋相约伐辽，仍请参定其国之本号，时则宋人自以其为火德，意谓火当克金，遂因循推其国号为金。”（注：《大金德运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根据金人的这种传说，“大金”国号的确定乃是出自宋朝方面的建议，而宋金海上之盟始于1118年，至1120年才达成联手攻辽的协议。如果上述传说属实的话，那么“大金”国号的建立就不可能早于公元1118年。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近发现的金代考古材料也为此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证据。1993年9月在内蒙古敖汉旗清理发掘的一座金代墓葬中，出土了一方契丹小字墓志，墓主人是辽末降金的契丹人，在金代曾任博州防御使，卒于金大定十年（1170年）（注：朱志民：《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金代博州防御使墓》，《考古》1995年第9期。）。 这方墓志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志文第11、12和15行在记载墓主人金初的活动时，三次出现“女真国”的字样（另外第12行和24行两次称“女真”，无“国”字，可能不是指国号，当是指女真人或女真族），“女真国”被写作“
”；而众所周知的金朝国号“大金国”，在契丹小字石刻《郎君行记》中写作“
”。这方墓志对吕颐浩关于金朝原称女真国的说法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面对这些发现，我想确有必要对金朝开国史重新进行一番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