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涅与格拉斯对理性的质疑

      今年五月，德国文学界在杜塞尔多夫市隆重集会，纪念伟大诗人兼思想家海涅诞辰200周年。会上，如何从现代的角度来理解与阐释海涅，如何看待海涅和现代文学的关系，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似通过他与当今德国文坛泰斗君特·格拉斯理性观之比较，探讨海涅作品于危机四伏的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启迪与警世的作用。

      海涅与格拉斯的共通之处可谓俯拾皆是：他们成熟时期的作品大多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主题往往不离对社会，尤其是对德国状况的批判；在艺术手法上，两位作家都以反讽见长，风格有时甚至近乎怪诞与乖戾，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下文着重论述的三部作品——海涅的《旅行杂记》以及格拉斯的《鲽鱼》（1977）与《母老鼠》（1986）——在结构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散文与诗歌交织的布局让人联想起德国浪漫派著名的文艺主张。也许正由于这些外在的相似之处过于明显，人们往往忽略了他们在思想上的共识，即对启蒙精神中理性概念的怀疑与批判。

      两种理性观

      “理性”一词源于拉丁语Ratio， 意即“人类与生俱来的判断是非的能力”。（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86页。）在17世纪，理性受到笛卡尔、布法罗与莱布尼茨等人的推崇，在欧洲广为传播，从而对欧洲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普谢米甚至称哲学上的这一时期为“理性的时代”。（注：参见S.汉普谢米尔《理性的时代》，陈建民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8页。）进入 18世纪后，“理性”更是成为启蒙主义者的万验灵丹：解放人的思想与个性，发展科学技术，使人类摆脱宗教迷信的桎梏，从而成为世界的主宰，这一切都离不开理性的智慧之光。然而理性概念本身就蕴含着一个二律背反，并在法国百科全书派和英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发端处就不可避免地兵分两路了。早期启蒙主义者如伏尔泰、狄德罗同时要求天赋人权与科学进步，理性在他们那里亦是自由、公正与自然秩序和谐的代名词；可惜工业文明与技术的迅猛发展很快打破了这种自由主义的短暂平衡统治，以科技为主导的工具理性一跃而夺取了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它以度量与驯服自然为己任，以定量定性、数学化、标准化、控制化、操作主义为特征，扬言能以精确有效的手段处理人类的一切事务。（注：参见赵一凡《法兰克福旅美文化批评》，《美国文化批评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15、216页。）在现代性滥觞之际，海涅敏感地意识到后一种理性精神可能为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在散文中对此给予了辛辣夸张的讽刺，呼吁启蒙向人文理性回归。（注：Vgl.dazuGerhard Hhn," 'Blutrosen' der Freiheit. Heinrich HeinesGeschichtsdenken",in:ders.( hrsg.) ,Heinrich Heine,sthetisch-politische Profile,F/M 1991,S.177f.）一个半世纪之后，海涅所预言的种种恶果皆成现实，格拉斯重拾旧话，并将它在新的维度上进行了拓展与深化。在他的两部反乌托邦小说《鲽鱼》和《母老鼠》中，对绝对化了的理性与启蒙精神的批判已上升为创作主题。以黑格尔的“世界精神”面目出现的童话英雄鲽鱼，同时也是理性、求知欲与进步的象征，纵观在它的精神指导下的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也就是由男性主宰与书写的人类战前、战中与战后史，鲽鱼深感它的“彻底失败”，最终将希望寄托在“第三类”，即女性非暴力的统治原则之上；《母老鼠》中的观点则更趋悲观，作为地母与黑暗化身的母老鼠认为对男、女两种性别的教育、启蒙均是不成功的，因而它预言，不仅是男人，而且整个人类正濒临毁灭。

      折翅的想象力与感性

      海涅与格拉斯首先揭示的是抽象化、理论化了的理性所造成的想象力与感性的受损。在《哈尔茨山游记》中，装扮古怪滑稽并总是将“理性是最高原则”挂在嘴边的阿舍尔博士，正是海涅心目中这种干巴巴理性的生动体现：“理性？现在每当我听到这个词，眼前总是浮现出索尔·阿舍尔博士的身影：两条抽象的腿，穿着窄小的灰色先验的外套，摆出一副可以给几何教科书当铜版画的严酷，

      僵冷的脸。

      ”（注：Heinrich Heine,Werke in vier Bǎnden,F/M:Insel Verlag,1994,Bd.2,S.111.）作者以为，阿舍尔博士正是由于笃信这扭曲了的理性原则，而将“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从生活中尽数思辨出去了，阳光，信仰，鲜花”，（注：Heinrich Heine,Werke in vier B ǎ nden, F/M:Insel Verlag,1994,Bd.2,S.111.）以及一切感官与生活的欢乐。阿舍尔的亡灵愈是想通过理性论证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理性分析说服“我”这世上并无幽灵的存在，“我”愈是吓得魂飞魄散：“这期间我背上淌着冷汗， 牙齿像响板一样颤抖得咯咯有声”。 （注：Heinrich Heine,Werke in vier Bǎnden,F/M:Insel Verlag,1994,Bd.2,S.113.）因为理性是不会，也无法禁止人的想象力与感性的。在只知经商赚钱的市侩庸人那里，干瘪的理性哲学化为贫乏的想象。面对布罗肯峰壮观的日落，年轻的商人只会感叹：“大自然一般来讲是如此美丽！”（注：Heinrich Heine,Werke in vier Bǎ nden, F/M:Insel Verlag,1994,Bd.2,S.128.）如此空洞乏味的赞美， 顿时让诗人的浪漫情怀全消，使他又“回到世俗生活的情绪里”。这歪曲了的理性精神也使当时的学术氛围深受其累。学者们或囿于一些无聊的论题，如诗人趋之若鹜的“哥廷根女子脚掌之大小”研究；或吹毛求疵，围绕着“罗马法典一个大标题下的每一个小标题”而争论不休，人的创造力就此被完全扼杀。正义女神泰米斯终于无法忍受这一切而痛哭失声，因为科学已背离其宗旨，成了为其自身目的服务的游戏，不再有助于人类的解放事业：普罗米修斯厄运重重，仍被锁在苦难的高加索山岩上。

      格拉斯对想象力的批注更是独辟蹊径，自成一格。自70年代以来，在与赛坡·考夫曼和S·伦茨的访谈中， 格拉斯提出要加入想象力来扩充现实主义概念的主张，因为它不仅是“生存必需”，而且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注：Vgl.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 ǎnden,hrsg,von Volker Neuhaus,Darmstadt und Neuwied,1987,Bd.Ⅹ,S.112f.）理性也应包括童话、传说、潜意识等想象力的世界。（注：Vgl.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ǎ nden, hrsg,von Volker Neuhaus,Darmstadt und Neuwied,1987,Bd.Ⅸ, S.794.）它们并非“产生于现实之外”， 或“一定引起消极的阴暗”，而是“为了将我们在生存的困境与迷惘中更清晰地展示出来”。（注：Vgl.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nden, hrsg,von Volker Neuhaus,Darmstadt und Neuwied,1987,Bd.Ⅸ,S.794.）仅是《鲽鱼》和《母老鼠》的童话风格，便能显出格拉斯对想象力的重视。在《鲽鱼》一书中，比目鱼与女人们在不同的时代总要重新讲述并改编口头流传的童话，将其视为“另一种真实的载体”，它与大多由男人书写的历史真实往往是相得益彰，互为辅翼的。两者均是童话，又都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