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学已经走过了五十年的风雨历程。半个世纪的社会巨变带来了文学的巨变。在变革中行进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历程，终于迎来了今日文学之辉煌。社会的变革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也为我们提出了值得深入总结与反思的丰富课题。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将“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看作新中国文学思潮发展的不同阶段，并对各阶段文学的功过得失作出见仁见智的评说。诚然，“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是各有特质的文学阶段，对它们的分别研究是必要的，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妨开展对新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这是因为历史（包括文学史）的发展一方面显示为随着社会的剧变、人世的更替而产生的阶段性，另一方面还受着文化传统的深层制约，隐藏着某些长久性的文学规律。研究这些长久起作用的文学规律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演变形态。无疑有助于我们对文学史的深层理解。 通过对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发展历程的整体反思，我们认为：对中国文学的民族性的追求，正是一种深深制约着一代又一代作家从事创作的文学意识。民族性是历史长期形成的文学基本属性之一，是一个民族的文学相对于其他民族文学所具有的特性和个性特点。而不同年代的作家们对文学民族性的孜孜以求，各有千秋，也为推动文学民族传统的发展，使文学民族传统赋有现代性品格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下面我们对新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作一个回顾与思考。 一、重新认识“十七年文学”中的民族性品格 重新评价“十七年文学”，正在成为当今文学评论界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如何认识新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如何对“十七年文学”中的民族性特色作出具有当代意味的评说？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有的过多看重和追求民族性的政治意义，有的则把文学的民族性理解为对民族形式的追求，即对传统的民族、民间形式的利用。这些看法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认为，有必要从传统文学的丰富性上重新认识“十七年文学”的民族性品格，进一步发现作家追求民族精神、民族特色、民族风格的文化意义，而不仅仅限于从政治的层面、形式的层面上去理解。 1949年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揭开了新中国文艺的序幕，是新中国文学开端的标志。大会确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针，确定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是新中国文艺的总方向。文艺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毛泽东的主张是：大众化。“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努力学习群众的语言。”（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808页。）他批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出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为此，毛泽东要求建立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民族形式，这种民族形式应当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在这里大众化和民族化是相通的，一致的。在这样的主张中，我们不难发现“五四”时期“平民文学”主张的影响（注：陈独秀、周作人都是“平民文学”的提倡者。不过，周作人强调“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所以平民的文学，现在也不必个个‘田夫野老’都可领会”。（《艺术与生活·平民的文学》）就与“大众化”的主张不尽一致。由此可见“平民文学”的不同境界。），也可以看出中国文学中民本主义思潮的新发展。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以赵树理、孙犁、柳青、周立波、李準、老舍等一批作家为代表的作家，深入工农兵，大写工农兵，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工农兵文学”的篇章。他们的作品，是文学“大众化”的范例。撇开他们作品中的政策性主题不谈，他们为中国的“平民文学”增添了哪些新质呢？ 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来看，建国后十七年文坛上作家在刻意描绘工农兵英雄形象、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中，虽然主观上是出于响应领袖号召的热忱，却也在客观上留下了一批不同于从前文学的具有平民色彩的新人形象。这批新人形象中，以朴实、正直、舍己为人、克己奉公为基本性格特征，虽被公认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先进人物，其实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化身，鲜明地体现了民族精神——《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英雄气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为了走共同富裕之路勇於自我牺牲的精神、《红岩》中的许云峰、江竹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都是体现了社会主义觉悟与民族传统美德的水乳交融。这一类英雄形象虽然有时失之单薄，有的受到时代的局限和“左”的思潮影响，（如梁生宝，还有《三里湾》中的王金生，《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等），但都自有其特殊的精神魅力和历史价值。一直到新时期文坛上，我们仍然能从《老井》中的孙万水、孙旺泉，《南方的岸》中的易杰，《古船》中的隋抱朴，《天狗》中的天狗等人物形象的身上感受到传统美德的超凡魅力。“平民中的圣贤人格”、“平民中的英雄形象”，虽然古已有之，但只是到了当代作家笔下，才放射出了更夺目的光彩。如何写好平民中的英雄？如何写活这些英雄人物的人情味与文化底蕴？上述形象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林震在与官僚主义斗争中产生的苦闷（注：王蒙在《关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一文中写道：“……我还想通过林震的经历显示一下：一个知识青年，把‘娜斯嘉方式’照搬到自有其民族特点的中国，应用于解决党内矛盾，往往不会成功，生活斗争是比林震从《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里读到的更复杂的。”（《王蒙文集》第七卷，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87页。））， 《山乡巨变》中的李月辉面对躁进的上级依然不改其“慢性子”的从容，也为后人留下了那个年代里十分少见的作家的独立思考：单凭着理想，是难以克服现实中的困难的；无论冒进的大潮多么强劲，也依然有清醒的理性、厚道的人情在支撑着生活。到了新时期，我们不难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李铜钟、《芙蓉镇》中的谷燕山、《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雷军长这类正直的干部形象身上，依稀看到林震式的正气与苦闷，从《河的子孙》中的魏天贵、《太子村的秘密》中的李万举这类善于与极左思潮周旋的好干部身上，感受到李月辉式的个性与远见的延伸。这一类“不识时务”的英雄形象，深刻映现了中华民族求真务实，不随波逐流的民族性，充分证明了良知的可贵，同时也足以启发人深思良知与时势的悲剧性或喜剧性联系，因而也自有其独特的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