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八十年代的“反思”潮、“方法”热、“著书”年，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令人沮丧地失却活力和激情，以“导游”、“桥梁”、“磨刀石”、“清道夫”……来比譬批评的角色位置和价值功能，已然愈见似是而非愈见遥远奢侈，现状为文学批评的尴尬做出了全方位的写实：雷霆万钧的“新闻发布”使批评不可向迩；快乐的大众毋庸什么金针引渡；作家仿照福克纳、海明威们并以远甚的轩昂气宇傲视、鄙薄批评，连批评的从业人员也兴味索然、倦怠不已，出现批量的流失和分化；至于批评需得“扶贫”似地加以倡导、需得服膺民事法庭的“公正”和“裁决”，也从逻辑前提上指向批评的无拳无勇、积弱不振。 这一切原不该成为黯然神伤的理由：在一个媒体肆虐、炒作盛行、认同世俗并抗拒理性的情境中，文学批评需得迎接却毋需迎合，没有来由跟不相干的做派比赛非文学的威力和效应；没有义务从百分比上做出大众的应接和许诺；没有必要从作家那里获取生存权和认可证。批评处境的尴尬其实是无关紧要的事，我说的是：要紧的是批评自己的生态，批评的困境要求着自身的反省。 探究批评言说的困境，大体可从“说什么”、“怎样说”上窥测到一些消息。多年来批评一直在说，先前跟政治社会调情着说，后来相继向西方的现代、后现代借话来说，很有些跟“科学”调情的味道，再后来又杀出一支，呈现回过头来奔向我们古典的趋向；至于目下的众声喧哗、中西杂语，虽说昭示发展，埋设契机，预期很可以乐观，只是现状却十分扼腕，很容易使人想起劳伦斯，想起他说过“有些先人应该被我们诅咒”这样的话，“因为他们已经把该说的话说尽了”。对于批评的言说，劳伦斯的话自然不是首先从说的可能而是首先从说的需要上做出了启示。说的欲望使我们不断寻找着说的可能，柳暗花明的生机和山穷水尽的危机便常常在这寻找中发生。 就二十年来的实践看，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批评在视野拓展中对于文学本体的偏离。我们不断扩展着说，说来说去说了许多却始终匮乏属于文学自身的话题。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一篇文字中不揣冒昧地指称：文学刚刚摆脱政治社会学的羁缚，又急急投靠诸多科学公国的门庭。原是针对彼时创作实践而言，现在看来，用于跟创作空前一致、空前同步的批评也许更为相宜。 无所不包的泛文化情结诚然极大地拓展了批评的视界，文学批评向着哲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心理病理学、两性社会学等领域富有成效的延伸推进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样有目共睹的是：周边话语的繁富与本体话语的抛荒同在，需要重新创构的文学话题很大程度上遭遇冷落弃置，批评管天管地却懒得过问文学自身的管理。批评学科与“科学”被等量齐观，跨学科的“占领”发生“被占领”的异化，“拿将过来”采取了“投靠过去”的方式。批评在夹缝中存活，在非文学的放逐和准文学的阐释中疲于奔命。文学由局部迁徙演成整体裂变，要求逐层选择和凝眸个案，从放眼其外部的广泛联系和内在的矛盾颉颃中观测时变，我们却不以为耻地敷衍塞责，在眼花缭乱中长期游移，在不接壤的文学飞地上信马由缰，在不及物的理论高空玩虚弄玄。八十年代的陷入“科学主义”，陷入跟文学极少关涉的科学释义和图说，或则以文本对应科学的理论框架，或则对丰富的文本实施风影捕捉和大卸切割；九十年代的进一步走向实用，走向大众和物欲的趋同，或则在人的自然性上椽木求鱼，或则在历史图谱乃至社会风尚中沙上建塔；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位上偏离文学而沦落自身。 当下关于批评资源匮乏的慨叹，实际包涵了建构的觉醒和呼唤。在这种慨叹和呼唤中，比较容易看到的是不需外部具体指令的批评无法离开自身的律令和规范，却常常容易忽略“律令”和“规范”的历史生成性；比较容易革命性地抗拒和排它，却艰于建设性地经由独立与超越营构属己的自由心灵。批评者个体没有自己的批评史甚至没有一个坚定的立足点和坚实的观测点，仿佛批评自己并不重要，无须思想的支撑和实践的提供尽可以陶乐于跟创作共沉浮；仿佛每个批评家都掌握了十八般武艺，什么都说、什么都能说，凑着说、结伙说，游击地说、总结着说。这种一切都说的游转和说向一切的膨胀大不实际，在没有范畴的不着边际中进入“学术”，在没有思想归属的“先在”和理论“预设”下进入话语，批评的失范可想而知。失范的批评面对失序的创作，注定了批评话语八十年代的“豁边”和九十年代的“萎顿”。 实践中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批评在方法的转换中，跋扈的取代意识阻绝了内质互补从而也阻绝了创新的可能。跟“说什么”上的“扩张”相应的是“怎么说”上的“取代”。前者以包容的姿式，注重学科的相关性原则而忽略文学批评特殊规律的构设，批评漂流于“文化研究”的汪洋；后者以不断抛掷的态度，沿着“进化论”实施“淘汰制”，在营谋方法神话时取消方法论的对话。 貌似多元格局的批评，实际上批评的思维一直在“二元对立”中运行：精英批评与大众批评，人文精神与世俗认同，中心话语与边缘话语，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以及结构与解构、启蒙与沟通等等。问题不在话题转换，“转换”是批评得以丰富和发展的通常途径。问题在于话语欲望的膨化或退缩，历史理性的皈依或反叛，往往使我们热衷以偏概全，无视对象之间的联系，世俗认同必以取消人文关怀为前提，边缘话语可以离开中心话语而存在，个人叙事能够宣告宏大叙事的陈旧，沟通意识须得排抗启蒙精神而确立。理论批评一味对着干，强劲着一股非此而彼的换代情结，非关扬弃而不断抛弃，无所增添而不断失落，丧失融通因而丧失于新建的可能。在频仍的取代中批评家不断改弦更张的事司空见惯，同一个理论批评家可以在几个年度内“变脸”似地把自己抛掷几次。 批评实践中“主义”和“口号”的宣判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包括把现实主义捺进它的畸变时区，然后宣判它的背时和可恶；包括勉为其难地把后现代列为“主义”，然后宣判现代主义的谬失和终结；包括齐刷刷地以“后”字当头、“新”字领起的口号，不断煞有介事地宣判划时代的告别和诞生。这些宣判挟带成形、不成形的观点构成的罢黜运动愈演愈烈。一系列的“非”、“反”之举罢黜着陈旧和刚生，也罢黜着自己和文学作为自律自足领域的无可规避的题义和必须面对的话题。痛快淋漓的罢黜之后是批评左右见绌的尴尬，自然不是没话可说，话总是在变幻着絮絮不已。只是从说文学和文学地说这种要求看过去，言说者很有些语焉不详和血不归经，一如写作者非不知怎么写乃写过之后不知写了什么，批评者也往往不是不知道怎么批评而是批评之后却不知批评了什么。难怪理论批评界在“突围”的表演中不时伴随“回到”的呼声：“回到古典”、“回到文本”、“回到深度”、“回到常识”以及“回到意识形态”、“回到马克思”等等，使人难免会从“任何理论话语都有它的复活节”这一巴赫金的名言中生发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