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学术思想与90年代确乎有了相当的差异，有人持“连续说”，强调80年代与90年代都是新时期的一种延续性发展。还有的人持“断裂说”，强调80年代与90年代文化氛围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我坚持“转型说”。即认为80年代和90年代在某些基本问题和基本思路上，确实具有延续推进性和日益深入的广泛性，同时在一些关键性范畴和话语上却又有相当程度的“转型”。由于冷战后世界格局的迅速发展和重组，学术思想同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现实心态都变得日益复杂多样，社会文化意义的迁谢与学术研究范式的相关性变得日益突出。传统思维方式、话语方式、学术范式受到新的挑战。于是，90年代的学术在多种学术话语重组和自我身份的审理中，在面对真正的问题和差异性思想时，只能不断寻找新的言说形式和思想外壳。当然，这种“意义”杂色多样的学术性，确乎是90年代社会变迁的一种体现，甚至是这一变迁发展的直接踪迹。 我们无法回避当代学术范型转型、思想话语逆转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只能面对社会文化一系列尖锐问题，回应当代学术前沿的重大课题，以使世纪末的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转型性研究，具有更为坚实的知识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基础。 一 八十年代思想价值的基本问题 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其巨大的文化精神化跨度使得人们禀有了“转型期”的个体身份重新书写和心灵失重的晕眩感。在这相当复杂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的“总体转型”时期，可以看出其在“现代性”问题的推进上，有了诸多话语形态的不同。我将之大致归为以下几个基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清理，在今天是十分急迫的工作。 反传统的西化意向。这是80年代中国的一个重要主题，其观点以电视文化片《河殇》为代表。请看其中这些充满情绪化色彩的文字：“儒家文化或许有种种古老完美的法宝，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的内部有生命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精英……”《河殇》通过对长城城“墙”那种“不能超越土地的想象力”，以及那种“自我封闭模式”的认识，而揭示了“长城围死”的主旨。同时，对“四大发明”的现代运用加以质疑，揭示出四大发明在它家乡却是命运不济，生发出对中国知识分子英华早逝的痛苦的“神圣忧思”，对其命运和社会的周期性的大动荡加以分析，进而强调了《河殇》的主题，即“黄河出血”，依赖自然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将使得“黄色文明”（中华文明）终究成为即将死亡的文明，而“蔚蓝色文明”（西方海洋文明）表明了文明的新希望。从这种对环境、土地、国家、民族的激进言述中，进入了思想文化层面的全面否定式批判，即对中国的儒家思想的全盘清算，认为儒家思想已经僵化，是中国难以走向现代化的根本性思想障碍。不难看到，《河殇》在它的反传统的总体意向中，使中国在本世纪关于现代性的反省，走向了一种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极端性思考，它必然面临传统秩序的失序以后的“现代性”与“西化”的诸多问题。 知识分子的理想化。从70年代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在80年代有一种重新夺回失去的理想和争取失去的时间，再度获得失去的学术和知识权力，打破僵化的生存环境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喜悦心境。知识分子在人文主义、思想启蒙和自我认同上，呈现前所未有的乐观心态。在人文价值方面，整个社会张扬人文精神、生命意识、个体苦难的体验和反思，强调理想和建构的新知识分子形象，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良知、社会的尺度和社会未来发展的动力。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如蒋筑英、罗健夫等作为几代知识分子的象征，成为其文化想象和自我精神认同的重要资源。由知识分子的主体人格而推进到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性价值的肯定，即对他们的价值评判和知识专家地位，他们在本世纪中遭遇知识贬损和愈演愈烈的对知识分子人格的践踏（“臭老九”之称）的颠覆与重新书写。于是，知识分子掀起一股强劲的民主自由的“西化”思潮。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中一本卡西尔的《人论》使中国学界对人和人的观念的思考、人的自身价值的思考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整个中国思想界“西化”的进程。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这批不可小看的思想资源，使得知识分子在中国与西方、在传统西方与现代西方、决裂与选择的双重痛苦中，重新锻造自己的批判意识、学术品格和彻底怀疑精神。 主体性启蒙。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性”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无疑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全面梳理。美学界的“积淀说”，文论界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杂糅性。 方法论热。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系统论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于是，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并用现象学“还原法”与中国文化中庄禅的“心斋”、“坐忘”相互阐释，甚至以中国“意境论”比照西方“典型论”等。于是，哲学美学的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拓展，“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很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