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风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家。他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的现实主义理论中，都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理论个性。而他之所以能够形成自己的鲜明的理论个性，正在于他在其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引人注目地使用了为一般现实主义理论家所回避的、有“唯心主义”嫌疑的一系列概念和术语。诸如“感性的活动”、“感性直观”、“内在体验”、“主观精神”、“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精神的燃烧”、“精神力量”、“精神扩展”、“精神斗争”、“人物的心理内容”、“战斗要求”、“人的欲求”、“个人意志”、“思想愿望的力量”、“人格力量”、“生命力”、“冲激力”、“力感”、“突进”、“肉搏”、“拥入”、“征服”、“精神奴役的创伤”等等。这些词语构成了胡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术语和核心概念，也是他所阐述的理论焦点。仅仅从这些概念术语上就可以看出，和同时代的其他现实主义理论，特别是流行于苏俄、日本和中国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的现实主义理论不同，胡风突出强调的是人的感性、精神、意志和欲求，强调的是作家的主体性。 胡风的这种独具特色的现实主义理论是在反对极左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胡风称之为“客观主义”、“主观公式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他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他的理论的感性材料是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和他所敬重的鲁迅先生的创作。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仅仅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某些基本的指导原则。鲁迅和苏俄的有关作家作品也只是提出了一些范例。胡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独特性，就在于他不守陈规和教条，不但善于从卢卡契那样的被“正统”马克思主义视为异端的理论中寻求启发，而且，他还善于从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现实主义理论中寻求启示。其中，对日本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文学理论的借鉴和改造，是胡风现实主义理论建构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理论尝试之一。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是胡风理论灵感的最大来源之一。胡风理论中的基本的概念术语，都可以在厨川白村的理论中找到原理。胡风在1934年写的一篇回顾性文章中谈到，在他的青年时代，在关切社会的同时，“对于文学的气息也更加敏感更加迷恋了。这时候我读了两本没头没脑地把我淹没了的书：托尔斯太底《复活》和厨川白村底《苦闷的象征》”（注：胡风《理想主义者时代底回忆》，载《胡风评论集》上册，第252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版本下同。）到了晚年，他又谈到：“二十年代初，我读了鲁迅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的创作论和鉴赏论是洗涤了文艺上的一切庸俗社会学的。”（注：胡风《略谈我与外国文学》，原载《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第1期。）可见， 从踏上文学之路伊始，直到晚年，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是伴随着胡风理论探索的整个过程的。胡风赞赏和借鉴厨川白村，意在反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流行肆虐的“庸俗社会学”。那么，为什么要从厨川白村的理论中寻求反对庸俗社会学的理论武器呢？这首先是由当时整个国际左翼现实主义的理论状况所决定的，也是由胡风本人的理论趋向所决定的。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左翼现实主义理论，长期笼罩在“拉普”的极左的理论阴影中，胡风本人在理论活动早期也深受其影响，据他本人讲，他曾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才摆脱了这种影响。在左翼现实主义理论家中，他曾对遭受过“拉普”派激烈批评的卢卡契的理论表示过共鸣。在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上，在反对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上，胡风赞同卢卡契的观点。但是，正如有的文章所指出的，卢卡契的现实主义理论，其侧重点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出发，强调文学的客观性，强调文艺对于现实的依赖关系，认为“几乎一切伟大的作家的目标就是对现实进行文学的复制”（注：卢卡契《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载《卢卡契美学论文集》（一），第2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而胡风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出发，所强调的却是作家的主体性，是主体性的张扬，是主观和客观现实的“相生相克”。所以，两位理论家的现实主义理论是形同实异的。（注：参见艾晓明《胡风与卢卡契》，原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 张国安《论胡风文艺思想和外国文学的关系》，载《胡风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也就是说，在文艺的主体性问题上，胡风不可能从“拉普”派的理论中获取正面的理论启发，甚至也不可能从反“拉普”的卢卡契的现实主义理论中找到更多的参照。 在这种情况下，厨川白村的理论对胡风的影响就具有某种必然性了。尽管厨川白村不是现实主义者，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深受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意志哲学，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康德的超功利的美学，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的影响，他还极力推崇“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把“新浪漫主义”看成是文学发展的最高、最完美的阶段。因此，毋宁说厨川白村是一个现代主义者。而胡风在理论上是明确反对现代主义的。他曾说过：“新文艺里面社会力量在文艺上的反映。在现实主义底发展的进程上，它们所得到的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生命。”（注：胡风《现实主义在今天》，载《胡风评论集》中册，第320页。）但是， 具有敏锐的理论感受力的胡风还是“没头没脑”地蒙受了厨川白村的理论的启示。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复杂的理论的和文化的现象。从表层原因来说，因为胡风是服膺鲁迅的，而厨川白村是鲁迅所推崇的，所以胡风接受厨川白村；从深层原因来说，胡风对厨川白村的理论共鸣是不受先入之见的教条所约束，甚至不受他对现代主义所抱有的某些狭隘的偏见的束缚，这表明了胡风现实主义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开阔性。 二 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把自己的基本的文艺观做了这样的概括：“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认为个人的“创造的生活欲求”和来自社会的“强制压抑之力”这“两种力”的冲突贯穿于整个人生当中。他形象地比喻说，人的生命力，就象机车锅炉里的蒸汽，具有爆发性、危险性、破坏性、突进性。而社会机构就象机车上的机械的各个部分，从外部将这种力加以压制、束缚和利用，迫使它驱动机车在一定轨道上前进。这个比喻很好地说明了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而在这“两种力”中，厨川白村又是以“创造的生命欲求”为价值本位的。他认为，“创造的生活欲求”就是“生命力”，“生命力”越是旺盛，它与“强制压抑之力”的冲突也就越激烈。但是另一方面，“也就不妨说，无压抑，即无生命的飞跃”。而“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注：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见《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文中有关引文均据此版本，不另加注。） 厨川白村的关于“两种力”的理论，实际上并不是他自己的独特的理论创造，而是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和文化理论的一种借用和概括。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对胡风有直接影响，胡风在有关的理论问题上显然是直接受惠于厨川白村的。胡风接受了厨川白村的“创造的生活欲求”的概念，他有时称为“生活欲求”，有时简称之为“欲求”，并把它归结为“主观”的方面。厨川白村从文化心理冲突的角度出发，指出“强制压抑之力”本身对“创造的生活欲求”具有进攻性，对“创造的生活欲求”实施压抑。胡风则从创作美学出发，把厨川白村的“强制压抑之力”归为“客观”的方面。在胡风看来，客观的东西如果没有进入作家的创作过程，那它本身还只是自在的东西，并不和作家发生关系。胡风对厨川白村的理论所做的这种改造，意在更进一步地强调人的“生活欲求”，即人的主观的能动性。厨川白村提出“生是战斗”，生命的特征就是“突进跳跃”；胡风也提出“生命力的跃进”和“主观战斗精神”。两人同样强调人的主观的力量。不同的是，厨川白村所谓的主观之力，是表现在对“强制压抑之力”的反抗上面，而文艺也就在这种对压抑的反抗中诞生：“一面经验着这样的苦闷，一面参与着悲惨的战斗，我们就或呻，或叫，或怨嗟，或号泣，……这发生出来的声音，就是文艺。”而胡风更强调作家积极主动地向客观现实“肉搏”、“突进”、“拥抱”和“突入”现实生活。他指出：“所谓现实，所谓生活，决不是止于艺术家身外的东西，只要看到，择出，采来就是，而是非得渗进艺术家底内部，被艺术家底生活欲望所肯定，所拥护，所蒸沸，所提升不可。”（注：胡风《为了电影艺术的再前进》，载《胡风评论集》下册，第198—199页。）他认为，文艺创作，就是从“肉搏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注：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载《胡风评论集》下册，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