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不仅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转折点，也是许多作家人生命运的转折点，五四直接影响之下的一代作家以切身经历述说着五四对他们的巨大影响。 刘白羽说，五四对于他们八十来岁的这一代人影响是很大的，他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与五四文学革命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的中国是一片黑沉沉的大地，在这黑沉沉的大地上出现的一道曙光就是五四精神的光芒。国破家亡之恨，民族危难关头，是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主的一大批作家影响着他年轻时写起了小说。五四的引领使这一代人在精神上迈过了一个“门槛”。 陆文夫回忆他受的教育过程，中学时期鲁迅、巴金、冰心等作家的作品对他们那一代人影响深远。虽然自己处于旧的社会之中，但对那个时代却没有足够的自知和清晰的了解，是五四运动唤醒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旧的社会的认识，是以鲁迅为主将的一大批五四时期作家的作品打开了旧中国“铁屋子”的门窗。 五四文学精神的特征之一就是对社会的勇于担当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和忧患是那一代作家精神中的母题。从个人的关怀走向对于普遍的社会关注似乎成为中国作家的命运。 陆文夫说，五四时期的文学对动员一代知识分子和传播新思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那时的文学不仅仅是文学，简直就是革命思想的传播者，中国文学有着深远的教育传统，五四发扬了这一源远流长的教育传统。当时知识分子中普遍的忧患意识十分突出，虽然今天时代不同了，文学的功能随着物质生活的发展肯定会有所改变，但文学发展中有可变的部分，也有永恒不变的部分。 刘白羽认为，文学不仅仅是文学自身，在国破家亡之痛和五四文学感召下走上文学道路后，就有一种精神一直贯穿到自己的创作之中，那是自五四发源的精神，是受鲁迅影响之下的精神，是与民族国家息息相关的精神。 王晓明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民国建立后，知识界对社会普遍的悲观失望和激愤之情下酝酿产生的，知识分子是在黑暗重压下还力求有所作为的悲愤之情下勉力向前，勇猛进取，向旧的传统势力发起冲击的。作家、知识分子并没有因为自己对社会的失望，就放弃自己的努力。这时的文学自然就有着沉重的担当责任和社会功用。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要“呐喊”，要“遵命”，用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所有伟大的作家，对人类有伟大贡献的作家，都对社会人类的命运有着强烈的关心和担当精神。五四时期的一代作家正是以其对国家、对民族现实命运的关怀和担当而获得其历史的分量。作家这种对于社会的担当精神，到今天看来，仍然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品质。更为可贵的是，那一代作家对现实社会的担当并没有影响他们对于社会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认识方式。如同在鲁迅先生身上所体现的一样，作家的社会担当是以他独立思考的立场来介入社会、参与现实的。这两者相辅相成，使作家参与社会，作用历史，进而发现和理解着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鲁迅先生正是以其冷峻的思考和独特的认知方式深刻地理解关照着中国的命运。 余华认为，五四时期的一代知识分子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以国家和民族命运为重，而把自我和个人始终放在次要的位置。对知识分子一个最基本的衡量标准，那就是责任感。五四时期鲁迅、郭沫若和巴金等都是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一代知识分子。 西川认为，五四时期作家从个人主义个性解放的追求到民族国家关怀的集体主义归结，给予我意义深远的启示，也许从个人的关怀走向对于普遍的社会关注从来就是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命运。 鲁迅和以鲁迅为主将的五四一代作家以文学的实绩创造了五四文学的光辉成果。我们一次又一次把回望的目光集中在了鲁迅先生的身上。 刘白羽说，五四是一个巨人出现的时代，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鲁迅先生。我是读着鲁迅的作品走上文学道路的，也是一直在鲁迅先生精神的影响下走到今天的。 余华认为，鲁迅身上有一种能够跨越时代的精神，他的独特和深刻，使他仿佛高蹈独异，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但同时又属于任何一个时代。他的作品作为一种精神，一代一代地激励着后人。 王安忆谈到五四时期最喜爱的作家时说：鲁迅肯定是第一位的。鲁迅的作品就像是锤打出来的东西，又锤打得那么完美。鲁迅像一个战士，他的确是一个有话要说的作家，但他还是把要说的话归纳到一个艺术的范围，他的阿Q、孔乙己、《伤逝》，都有一种很美的东西在其中。 李敬泽认为，鲁迅对我们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是至深且剧的，我们至今仍能在诸多关键问题上与鲁迅产生共鸣。鲁迅在文学上确立的感时忧国的写作传统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重要的文脉方向；他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焦虑中的激进姿态仍给我们提供某种宿命式的指引和警示；鲁迅已构成我们重要的精神资源，我们将在更长的历史进程中与鲁迅先生不断相遇。 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使文学的载体——语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影响着文化和文学乃至整个社会的思维和观念形态。 陆文夫说，五四时期白话文的推广带来一代文风的转变。文言向与口语接近的白话的转变对人类思想与文化的传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使近现代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向广大民间的普及推广成为可能，使知识离开少数人的狭小圈子向民间传播。如果没有五四，没有白话文的推行，这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 西川认为五四早期的诗歌从古典文学走出时，面临着多重的选择，白话、口语和诗歌的关系始终是新诗面临的课题，五四以后对形式的苦恼是每个诗人都要遇到的。中国的古典语言本身具有形而上的意义，五四运动以后我们使用的语言的形而上意义是怎样一种状态，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五四以后的新诗是在不断的尝试和实验中一点点摸索着向前发展的，如何合理吸收传统语言中的精华，使其真正成为我们创造力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使语言的外壳成为人们外在修养的一部分，都是五四给我们新诗语言提出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