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台湾中央日报编发了一组“大师印象”，其中曹惠民先生的《散谈情怀清明文章——钱谷融教授的人生态度和文学信念》一文写出了钱先生的学识才情和人品风范，当谈到《论“文学是人学”》时，文章写到：“在这篇论文中，钱先生根据他多年悉心钻研，深入思考，阐述了他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他认为文学的中心是人，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是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标准；而在作家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也在于他对人的看法，在于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钱先生之所以能凭他并非多产的论著确立其‘有独到见解的文艺理论家’的声望，固然是由于‘文学是人学’论所达到的高度与深度，由于他在坎坷和厄运降临时表现出的理论勇气，更由于他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不为外力所动，从而令人心折地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一个真正钟情于文学的理论工作者的人格光彩。”） 殷国明 钱先生，从您当年那份没有自我批判的“自我批判提纲”来看，你写《论“文学是人学”》是有感而发的，它涉及到了一些基本的文学理论观念问题，所以才引起了如此持久的批判和争论。 钱谷融 是的。我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里，一共谈到了五个问题，就是：一、关于文学的任务，二、关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三、关于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四、关于各种创作方法的区别，五、关于人物的典型性与阶级性。我认为谈文学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品对人的影响上。而上面这五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了：文学的任务是在于影响人、教育人；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就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的一个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就是区分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而一个作家只要写出了人物的真正的个性，写出了他与社会现实的具体联系，也就写出了典型。这就是我那篇文章的内容大要。 关于那篇文章的题目，还得交代几句。我原来在题目上是既未加引号，也没有“论”字的，就叫做：文学是人学。我虽然知道高尔基有把文学叫做“人学”的意思，却未见他说过“文学是人学”这样的话。所以在我长达35000字的文章中， 也通篇看不到曾经出现过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这样的说法，引号也只打在“人学”上，从来没有打在“文学是人学”上过。那么，后来题目怎么会变成《论“文学是人学”》的呢？那是因为接受了许杰先生的意见而改的。许杰先生是当时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我的文章写成后第一个就是给他看的。他看后很鼓励了我一番，并建议我为了使标题更能吸引人，不如索性改为《论“文学是人学”》。我虽然并没有看到高尔基曾经明确说过“文学是人学”的话，但认为他显然是有这样的意思的；而且我的文章主要就是为他的这一意见作一些阐释和发挥，把题目写成《论“文学是人学”》，不但更醒目，立论的根据也更明确了。因此就接受许先生的意见照改了。这几年来，报刊上常见有把“文学是人学”作为高尔基的原话来引用的，这很可能是受了我的文章的题目的影响，我是不能辞其咎的。我曾想写文章说明，并准备在《论“文学是人学”》重印时，把题目改成《论文学是“人学”》。但继而一想，文学是人学这一观点已经流传开了，并已为文艺界的许多同志所接受，而且，正像我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所说，这一意见“也并不是高尔基一个人的新发明，过去许许多多的哲人，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师，都曾表示过类似的意见。”那么，只要不把这句话当作高尔基的原话，而只作为过去许多哲人，许多文学大师们（其中也包括高尔基）的意见的概括，我想也并无不可。因此，我决定不去修改这个题目了。 殷国明 这件事我也曾听许杰先生生前谈起过。而您在这篇论文开首就写到：“高尔基曾经作过这样的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我们在说明文学必须以人为描写的中心，必须创造出生动的典型形象时，也常常引用高尔基的这一意见。但我们的理解也就到此为止，只知道逗留在强调写人的重要一点上，再也不能向前多走一步。其实，这句话的含义是极为深广的。我们简直可以把它当做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谁要想深入文艺的堂奥，不管他是创作家也好，理论家也好，就非得掌握这把钥匙不可。理论家离开了这把钥匙，就无法解释文艺上的一系列的现象；创作家忘记了这把钥匙，就写不出激动人心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来。这句话也并不是高尔基一个人的新发明，过去许许多多的哲人，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师都曾表示过类似的意见。而过去所有杰出的文学作品，也都充分证明着这一意见的正确。高尔基正是在大量地阅读了过去杰出的文学作品，和广泛地吸收了过去的哲人们、文学大师们关于文学的意见后，才能以这样明确简括的语句，说出了文学的根本特点的。”对此，我印象颇深，我觉得您所进行的是一种对文学本身基本意义的探讨，这正是我们最缺乏的，比如什么是文学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似乎一直在舍本求末，难得在基本理论上有所突破，而您的《论“文学是人学”》开宗明义就在探讨回答这个问题。 钱谷融 什么是文学？当然是一个深刻的，也是基本的文学理论命题，也实在很难用几句简单的话把它说清楚。古往今来，人们不知为文学下过多少定义，立过多少界说，但几乎没有一个能够使大家感到满意。因为文学现象实在太复杂了。从最早的《诗经》、《伊里亚特》等作品算起，文学已经有了3000年左右的历史，3000年来，出现了多少作品？这些作品，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是千差万别，很不相同的，前后的发展变化更是异常的大。要想用三言两语把它们的共同特点清晰地揭示出来，真是谈何容易！将近30年前，我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里，曾经援引高尔基的意见，把文学称做“人学”，并作了一些必要的论证和阐释，认为这个名称，最能简明扼要地揭示出文学的根本特点。不想却由此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我险些儿遭到灭顶之灾。 其实，我在这篇文章里，并没有提出什么个人的独到之见，更丝毫没有故意标新立异的地方，所表达的可以说大都只是一些常识性的意见。就连把文学称做“人学”，虽然出自高尔基之口，“也并不是高尔基一个人的新发明”，正像我在文章的开头所说，“过去许许多多的哲人、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师都曾表示过类似的意见。”我的文章，不过是把千百年来广为流传的一些我认为至今还有生命力的意见复述和重申一下而已。这样一篇文章，在当时竟会被认为是一种非大张挞伐不可的异端邪说，看来不免有些奇怪，仔细想来其实也是并不奇怪的。我在文章中，虽然并没有打出反教条主义的旗号，但反教条主义的态度是很鲜明的。当时，国际上确有一些人常常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主义来加以攻击，我们的许多同志则习惯于喜欢反其道而行之，就偏要把货真价实的教条主义当做马克思主义来加以保卫。凡是攻击教条主义的，就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我自然也就难逃厄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