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居美国的方仁念先生曾写过《对尊重与理解的执著追求——钱谷融先生剪影》一文，其中谈到：“研究生入学，钱谷融先生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讲‘文学是人学’，他便强调文学是写人的，是写给人看的，是以影响人的思想感情为目的的，因此要真正懂得文学，研究文学，必须首先做一个心地坦荡、人品磊落的人，因为只有一个真诚的人，才能感受和欣赏真的美。谁要不是以‘赤子之心’来对待人，对待文学，他也就不可能读通文学”。这确实是钱谷融先生一贯的思想。然而，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这种思想的来源和经受磨砺的过程，并非那么容易。其实，钱谷融很少谈及当年写作和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前后的情况，除非感到非有必要，不可推卸的时候。但是即便如此，当我们回顾往事的时候，仍能感受到一种思想理论是如何饱蘸着生命和心血的苦难体验和追求，才得以产生和成长，并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扎下根来。） 殷国明：钱先生，我第一次读到《论“文学是人学”》这篇文章，是在1980年。当时我在新疆大学中文系读书。而伴随这篇文章的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批评的魅力，同时也明白中国存在着如此截然不同的文学批评。从此，我也许和很多人一样，都很想多知道一些当时的情况。 钱国融：我想，我之所以被人知道，无非是因为我写了《论“文学是人学”》并受到了批判。大家比较感兴趣并愿有所了解的，恐怕也是与《论“文学是人学”》有关的事。虽然我已先后两次在别的文章中谈过这方面的情况，这里不妨再讲一讲。 这已经是30年以前的事了。1957年3 月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全国各地许多兄弟院校都推派了代表来参加。校、系各级领导在此之前早就为召开这次会议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并多次郑重地向教师们发出号召，要他们提交论文。我在各方面的一再动员和敦促下，遂勉力于那年的二月初写成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在那里刚宣布不久的“双百方针”的精神的鼓舞下，如果没有当时那种活泼的学术空气的推动，单凭一般的号召和动员，我也不一定会写。即使写，文章的面貌，恐怕也将大大的不同了。后来，许多批判我的人都在这个写作的时机问题上大做文章，尽管他们不免有用政治批判来代替学术争论的偏向，却也不是全无道理的。何况，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们这样做也是很自然的事。 殷国明：当时写文章的时候，您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危险”，是不是？所以对后来发生的事并没有思想准备。 钱国融：没错，我一向只知道教书，很少写文章，在领导上的号召下，也就不得不勉为其难了。当时是“双百方针”提出不久，学术界思想比较活跃，我那时也不懂得什么顾虑，只求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出来就是了。同时我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文章一出来就遭到如此多的批评意见。在学校举行的那次讨论会上，许多与会者都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几乎没有人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只有一个毕业班的学生（他就是陈伯海同志）最后站出来为我辩护了几句。在学术问题上，总免不了会有不同的意见。受批评，遭反对，也是常有的事。但看到自己的观点竟如此地得不到支持，却也不免有些懊丧。 殷国明：看来您当时对政治一点都不敏感，很多人显然在这方面要“聪明”一些，您只是从学术出发考虑问题，所以真诚到不测风云，不防小人的程度了。 钱国融：是的。当时讨论会后不久，《文艺月报》（即《上海文学》的前身）的一位编辑，由校内一同事陪同来访，我不知道他访问的目的是否与这篇文章有关。在谈话中，我这位同事向他提起我有这样一篇论文。我随即告诉他们，我这篇论文已在讨论会上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也许是出于通常礼貌关系吧，他要我把文章给他看看，我就给了他一份打印稿。没过几天，这个杂志的另一位编辑跑来找我，说那篇文章他们编辑部理论组的同志看过了，并且经过讨论，认为它“既不是教条主义的，也不是修正主义的”（这是他的原话。我不知道这话究竟是否真是编辑部的意见，或者仅仅是他个人的一种随口而出的说法？）编辑部准备发表，要我再仔细校阅一遍后尽快给他们寄去。我也就依言照办了。本来，一个稍有自知之明的人，或者一个处世比较谨慎的人，在讨论会上听了那么多批评意见以后，是不会轻率地同意把文章公开发表的。个别同志知道《文艺月报》将要发表这篇文章后，就警告我说：“别是钓鱼呵！”但我既缺少自知之明，又一向不甚懂得处世要谨慎的道理。何况，我还满以为自己的意见并不错，正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评断。能够公开发表，当然是很欢迎的。至于“钓鱼”之说，我决不相信学术界会有这等事，因此，甚至对这样说的人很有些反感。 后来，《文艺月报》正式刊出了这篇文章，出版日期是1957年的 5月5日。就在这同一天， 《文汇报》在《学术动态》栏里特地发了一则消息介绍了这篇文章，并冠以“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的标题。校内同事见了，有的为我高兴，有的则认为这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号召大家起来批判。实际上，五月五日这一天，《文艺月报》还没有送到读者手中，书店里也并无出售，《文汇报》这则消息的来源以及作此报道的背景究竟如何，是难免要引起人们的猜测的。但我自己对此也一无所知。因此，对周围的人的种种不同反应，只能一概抱着将信将疑，姑妄听之的态度。我也知道，文章发表后免不了会受到很多的批评和指责的，但根据“双百方针”，我也完全可以进一步申述观点，为自己辩护，并提出反批评。真理总是愈辩愈明，最后服从真理就是了。本着这样的认识，所以我对《文汇报》的报道中不符我原意的地方（如说我“否定了文学反映现实的理论”）也不想急于更正，认为尽可留到以后的答辩文章中再加以说明。谁知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偏向愈演愈烈，对我的批判也逐渐从学术转向政治，调子越来越高，最后终于被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大毒草。上海文艺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看样子是准备一集一集地编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