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边缘立场与文学的批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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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文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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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9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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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双重缺失》(《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一文中曾经指出:在肯定文学关注社会问题、介入社会现实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文学的特殊性,主张这种关注应当是有距离的,而这个距离在艺术上表现为超越对社会现实问题报道式的反映;在价值取向方面则表现为在评价社会历史现象时坚持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双重思想“光束”,“当它们不得不在两极中进行选择的时候,则宁可对‘历史’有所‘不恭’,也绝不以任何理由认同现实的罪恶、污秽和丑行,而抛弃人文关怀的尺度。”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对于后一种距离的阐释不很充分,以至于有人认为我们的“人文关怀”是“抽象”的,缺乏具体的历史内容。为此,我们想就后一种距离再做必要的申述。

      首先我们认为,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艺术家,其主要的社会与社会功能是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对于一个社会中角色处于支配地位的思想潮流及其实践进行审视与反思。在我们看来,一种文化立场或文化话语的批判性是以其“边缘性”为前提的。困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批判必然是站在“边缘”立场上对处于中心地位的思想潮流及其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端所进行的批判。任何一种思想潮流或文化观念一旦获得中心地位,就有可能变为一种强势话语,从而产生排他性,排斥边缘的文化话语,导致人的精神文化环境的失衡。我们觉得一个时代的健康的精神环境应当是一种各种文化思想、价值取向相互制衡、良性互补的环境,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以自己的特殊劳动促成这种环境的形成。从意识形态理论来看,我们认为意识形态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思想意识形态、哲学意识形态、伦理意识形态、法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如宗教、文学、艺术)等。各种意识形态虽然最终要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解释,但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政治的意识形态对其他各种意识形态虽有影响,但不是决定一切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未说过审美意识形态要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话。审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常常是对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的、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不但不一味依附于它,相反要批判性地审视、反思这种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新时期以来决定以后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是基于文艺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边缘地位及其功能,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甚至是批判的声音,从而在与主流话语保持张力中,产生必要的制衡机制,促进时代的健康的精神环境的形式。

      这样,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永远是边缘的立场,至于这个立场的具体内容批判的具体对象则可以甚至必然根据批判者或批判话语所处的语境而定,并且随着这个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落实到当前的社会现实,我们认为今天中国文化界、思想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占据主流的是“发展就是一切”的意识形态,而这种“发展”(或“进步”、“历史进步”)又普遍地被片面理解为经济、物质或科技的发展(下面提到的“发展”均指这种片面的发展或发展观),对于这种特定意义上的历史发展观持质疑与批判态度的声音则处于边缘,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基于人文理想对于历史发展的反思与批判的态度就显出了它的特殊意义。

      中西方的现代史都充分证明了作家艺术家基于人文主义的立场对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警惕与批判是有益于人类精神环境的平衡、人的全面发展的。作家艺术家的“边缘”立场的意义除了在于精神文化环境的平衡以外,还在于:由于知识结构与评价角度的不同,作家艺术家更多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负面性,历史发展所付出的道德代价,从而从另一个角度真实地揭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在人类的历史上,历史与道德常常出现二元对立现象,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就尤其如此。这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体现出历史发展维度与人性完善维度的不同程度的错位。现代西方的伟大思想家都深刻看到了现代化过程在文化、精神、价值、信仰方面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看到了合理化的弊端(韦伯)、启蒙与理性的片面化发展(霍克海默)、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中的异化(马克思)、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导致攫取型的原子式孤独个体(弗罗姆)、知识与社会控制以及极权主义统治的关系(福柯、霍克海默),以及现代化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分离(海德格尔),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坚决站在非主流立场的西方现代派作品几乎都是反现代文明的(反科技理性、物质主义、工具理性、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制度等),现代派的作家也基本上都是对于现代化持批判或否定的立场,从而构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文化现代性”传统,文化现代性虽然也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但又对社会现代化持批判立场。这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主流意识形态(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经济发展、物质进步、征服自然、个人自由等一直是主导的思想意识)的盲点,客观上有助于使人认识和警惕社会的现代化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福克纳的作品则走得更远,竟然反对南北战争,为北方的庄园主制度“辩护”。但历史理性的缺乏似乎并不妨碍他们的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常言道: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如果福克纳为南方的工业化进程唱赞歌而不是唱挽歌,很难想象他的作品还有如此强大的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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