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大约始于十七——十八世纪间，本文拟以中西文学的双向影响为视角，对十八世纪前（包括十八世纪）的中西方文学关系作一番综述。 一、欧洲文学中的中国文学影响 由于相隔遥远，十六世纪前中国和欧洲基本上处于彼此隔绝的状态。但是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欧洲人很早就从中国得到了制作精美的丝绸和瓷器，并藉此获得了对于中国的最初印象。 古希腊、罗马文献中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据古希腊人克泰夏斯解释：“赛里斯”是从“丝”字派生出的词，意为“产丝之国”（注：引自钟叔河著《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第4 页，中华书局《中华近代史丛书》1985年版。）。维吉尔在《田园诗》中这样写道：“赛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下了非常纤细的羊毛。”贺拉斯的《希腊抒情诗集》中也有“这些放在赛里斯国座垫上的斯多葛派论著，对你又有何用”的句子。类似的还有许多，如奥维德在《恋情》中“你的秀发这样纤细，以至不敢梳妆，好象肌肤黝黑的赛里斯人的面纱一样”的描写（注：参见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2—4页，转引自孙景尧著《沟通——访美讲学论中西比较文学》第13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些例子表明， 早在公元前五至六世纪，一个关于丝绸中国的形象已经出现在欧洲的文学作品中了。 不过，直到十四世纪马可·波罗游记风靡欧洲之前，西方文学作品中偶尔提及的中国，多半出于作家的附会、猜测和想象。“赛里斯”只是某个盛产丝绸的东方国家的称谓，它既虚无飘渺，又神秘莫测，而在文人墨客笔下，不过是为了装点气氛而已，很难说有多少事实的成份。十二世纪蒙古游牧部落在中国北方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中西交通的面貌。自此，大批欧洲商人和探险家来到中国，其中便有著名的意大利旅游家马可·波罗，他的游记记录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塑造了一个富庶昌明的东方大国形象。 十四五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直接推动了欧洲殖民势力的发展，也带来了西方传教士的入华。罗马教皇为了扩张他的宗教领地，于1540年成立了天主教耶稣会，正式拉开了传教士东行的序幕。1582年（明万历十年），首批耶稣会士之一，意大利人利玛窦抵达中国，此后各国传教士相继接踵而至，古老的中国逐步揭去了昔日的面纱。众所周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贡献除了传播基督教义之外，还带来了诸如天文、历算、地理、测量等大量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其中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中国儒家经典的迻译。传教士要在中国传教，除了需克服语言不通的障碍外，不能不正视巨大的中西文化差异给传教事业带来的困难，由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如何消化并认同这种传统文化，进而为传教在思想上扫清障碍，便成为传教士们宣教伊始的当务之急。 早期传教士为此广泛研究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并试图在儒家经典中寻找上帝的影子。在此过程中，他们渐渐熟悉、掌握了中国基本文化典籍并将之译成西文，供之后入华的同行和国内知识界学习中文，了解中国之用。于是第一批中国典籍就这样飘洋过海流传到了西方，其中包括文学性很高的《诗经》。这批书籍构成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了解中国最重要的文献材料，同时也为欧洲文学中的中国主题提供了崭新的素材。 这一译介活动早在利玛窦时期，即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便已开始（利玛窦本人就曾将“四书”译成西文）。1661—1662年间，耶稣会士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等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1687年，柏应理将这三种译本带往巴黎重版，题为《中国哲学家孔子》（注：范存忠著《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10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这批翻译文献中最重要的是1735年在法国出版的《中国通志》，全书共四册，内容包括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教、风俗，同时又节译了四书、五经、诏令、奏章、戏曲、小说以及医卜星相之类书籍多种（注：范存忠著《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57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其中戏曲包括元杂剧《赵氏孤儿》，小说则译了明话本小说《今古奇观》中的三篇：《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和《怀私怨狠仆告主》（注：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第467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通志》出版后很快有两种英译本问世，分别刊行于1736年和1738 年， 德文译本刊行于1748—1756年，俄译本刊行于1774年（注：陈受颐《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岭南学报第1卷第1期第115页，1929年4月1日。），可见此书在西方颇受欢迎。 在小说译介方面，除了《通志》中附录的三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761年经托马斯·珀西翻译整理的明末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在英国的发表。该书共四册，除正文外还有三个附录，分别是：一出中国戏剧，中国谚语格言集和中国诗歌片断。据珀西解释，此书是在一位供职于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威尔金逊的卷宗里发现的，原为对开本四册，其中头三册是英文，第四册是葡萄牙文。珀西把葡文译成英文并在文字上作了润色。尽管译本对原著多有删削，还有不少误译、漏译之处，但这是中国长篇小说第一次被译介到欧洲，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小说出版后相继又有法、德、荷文等转译本问世（注：关于《好逑传》英译情况，前辈学者陈受颐、范存忠均有专题论文述及，参见陈受颐《〈好逑传〉之最早的欧译》（岭南学报第1卷第4期，1930年9月）， 范存忠著《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中相关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