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观念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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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应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观的萌芽在自然文学时期,在神士文学时期则产生了中国第一个体系性的文学思想:神士的文学观。它由文学的性质观、功能观和审美观三个要素组成。神士文学观虽然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但它对中国儒家以前的文学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并对儒家的政教文学观有极大的启迪和影响。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9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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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诗言志”是中国文学理论的源头,这种观点建立在儒家经典文本的基础上。实际上,中国古代文明在文字、文本和经典之前还有漫长的史前年代,考察中国文学观念的起源,忽略史前或文本前的文学必然导致近视和片面。以“诗言志”为中国文学理论的源头的观点,不符合中华民族的精神成长史和文学思想史的事实。

      我们应该把史前的文学理论纳入历史视野,把文本和经典之前的文学,置于我们的观照之下,以人类学的眼光、人类精神发展史的胸襟,来考察中国文学观念的起源。

      一、文学观念的萌芽

      (一)文学理论的萌芽与文学的大致分期

      从文学的性质和作用上来划分,中国文学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自然文学;2.神士宗教性文学(注:神士文学指巫、史、祝、卜等神职人员事神性质的文学,参阅拙文《从自然文学到神士文学》,《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3.儒家的政教文学;4.现代的审美文学。尽管这四种文学在时间上有彼此交叠的一面,它们没有一个截然分明的时代起讫界限,但是从人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思想文化成长的精神逻辑来说,这四种文学是四个有其大致的历史内涵的历史阶段。

      从理论上讲,当文学的历史进程开始的时候,关于文学观念的思想历程也就开始了,这是本章考察中国文学观念的一个基本前提。上述四种文学是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在这四个历史阶段,也应有相应的文学思想。换言之,文学观念的萌芽期应当在自然文学时期。

      (二)自然文学时期的文学理论萌芽

      汉族文献中,原始本色的民歌本来就少,关于自然文学的理论自然就难以见到了。关于自然文学的观念主要在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中。有些少数民族有“歌颂诗歌的诗歌”,或者在歌谣中流露出关于诗歌的看法,表现出自然文学的理论或观念。自然文学中的歌谣理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歌谣来源的理论。侗族历史上,“嘎”、“耶”等自然文学时期便有了一些关于歌谣——“耶”、“歌”的来源的理论。侗族文学中有《找歌的传说》、《相金上天去买确》、《侗族的来历》、《关于歌的传说》(注:《侗族文学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嘎”“耶”是侗族文学的两种样式。第60~63页。)等,中心内容是:歌是从天上偷来的。

      2.关于歌谣审美作用的理论。侗族民歌中还有关于歌谣的审美愉悦作用的理性观念。侗族歌手说“肉香不如歌香”,侗族民歌说:

      不种田地无法把命来养活,不唱山歌日子怎么过?饭养身子歌养心哟,活路要做也要唱山歌(注:《侗族民歌选》第30页,转引自《侗族及学史》第202页。)。

      一般说来,认为文学的功能是审美愉悦,这是现代性的文学观念。“歌养心”强调的就是歌谣对于心灵的审美愉悦作用,侗族在自然文学时期就有了这样重要的文学理论,实在令人赞叹。当然,这并不是个别的,仫佬族民歌说:“唱句山歌解心愁,喝口凉水浇心头。凉水浇得心头火,唱歌解得万年忧”;普米族民歌也说:“唱支山歌哟开开心,今天我高兴才唱歌”。看来强调歌谣对于人心灵的愉悦,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正是对抒发感情的民间自然文学的一种朴素的理性概括。侗族、仫佬族、普米族等民族都有这类民歌理论。

      3.关于歌谣的教育作用的理论。畲族《盘瓠王歌》说:“唱出祖史世上传”,“编出歌言传子孙”(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少数民族不仅重视对子孙知识的教育,更重视对后代道德品质的规劝和教训。壮族《传扬歌》也说:

      编几句壮欢,留后世子孙。

      好人得箴言,恶人发深省。

      人生路漫漫,听来句句真。

      前辈心血成,字字赛黄金。

      这些歌谣犹如老人的絮语,时时表现出长辈对子孙苦口婆心的叮咛,也表达了他们对歌谣的教育功能的观念。这些对歌谣教育功能的表述,是十分可贵的,因为在自然文学中,这方面的明确的理论言说不多,这些观念更多的是表现在实际的教育和训诫活动中。例如壮族的《传扬歌》:“劝诫年青人,行为要端正。勤劳无价宝,做贼人憎恨。……”这些实际劝诫表现出民歌的教育观念是何等的深厚浓烈。

      由上可知,在民间自然性的歌谣中,文学观念已经萌芽;它们虽然不是系统的理论著术,而是民间歌手在唱歌过程中不自觉地、偶尔性地涉及到对歌谣的感想、看法或议论。因而,它们是零散的、感性色彩的民歌观念,并且大多数通过歌谣的形式来表现。但是,它们的内容已经涉及到文学理论和观念的多个方面,内容也较为丰富。当然,这些理论不一定都是民族起源时期原始的民歌理论或观念,但是它们却基本上能代表民族童年时代的民歌思想。

      这些文学观念不用说是初始的和幼稚的,它们是人类早期自然、质朴的精神生活的表现。但是这些幼稚的文学观念却是可贵的萌芽。思想的幼芽是在自然性和简单性中开始的,其幼稚性乃是一种历史性的印记。黑格尔说:“萌芽虽然还不是树本身,但在自身中已有着树,并且包含着树的全部力量。树完全符合于萌芽的简单形象”(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页。)。因而萌芽期的文学观念也极共珍贵。

      汉族的民歌早已衰落,是否有像“歌养心”、“传知识”这样的山歌理论呢?从史料上看,汉族也有与侗族相似的诗歌是从天庭偷来的传说:《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开(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离骚》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也说“启棘宾商,九辩九歌”。据此,可以说汉族大约也曾有过“歌养心”之类的自然文学的理论。当然,这只是推断或猜想。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确认汉族在自然文学时期有何具体的理论,而是要在逻辑上认识中国文学理论的萌芽期。在以民歌为代表的自然文学时期,人民大众对歌谣性质、作用的意识和直观而质朴的认识、理解,是中国文学观念在逻辑上、理论上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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