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真正的问题提出来。在文论史上，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理论家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不是提问，是具体的答案而不是思考的过程。但是，仔细翻看一下他们对文学的定义，可见出其间的千差万别。对于什么是文学，它有什么特征和作用，它的所指是什么？不同论者有不同回答。可以想见，未来的人也会对于文学有与我们不同的理解。伏尔泰在两百多年前就说：“我们可以给金属、矿物、元素以及动物等下定义，因为它们的性质永远不变，可是人的作品，就像产生这些作品的想象一样，是在不断变化着的。”（注：伏尔泰：《论史诗》，《西方文论选》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320页。）所谓“变化着的”，可以说是对文学的一个看似浅显实则深刻的睿见，它指出了文学作为一个范畴与金属等物质对象的实质差异，在人们力图对文学作出比以往更确切的判断时，它在人们的注视中发生了变化，先前可能是谬误的认识在后来却显示了正确性，先前是恰切的判断在后来却也可能有很大谬误。出现这一偏差的原因，主要在于没有看到文学的语境性。以下对此来进行研讨。 一、文学作为一个语境的事实 文学作为文艺学研讨的对象，它的直接呈现物是作家们创作出来的“本文”(text)，这些本文可以是流传在民间的口头讲述中，可以是写在竹简、丝帛、羊皮纸、乃至印刷在书页上，储存在电脑磁盘里，它们的具体存在方式可以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在于，文学的本文是可以体现为感官知觉的对象，可以以具体化的方式作用于人的视觉、听觉的，这就表明了本文有物质性的一面。 本文具有物质性，这使得人们就把本文当成了物质的事实。当询问本文是什么的时候，这种提问在作为“问”的时候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事先已将答案预置在了物性的层面上，如本文是什么意图的表达、什么生活的反映、本文有什么意义和作用，该本文在文学史上有着何种价值，等等。本文成了一种坚实的存在，它的本质是蕴含在它自身的，只待人们去将它挖掘出来。在这样的思维中，文学成为了人们所忽视的对象。 实际上，文学并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当人们将文学定义为虚构的写作物时，记实文学却不就范于这一规定。当人们说文学是感情的表达物时，却有“零度写作”文学观主张作者采取不动情的写作态度，并且早在1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也正是要求在文学中抑制情感的流露。当人们将文学归结为一种“美的”写作物时，则又会由于对美的观念和态度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则这一表述也难于指定文学的范围。又当人们说文学是一种远离直接功利活动的写作物时，则中国古代的文史一家却常是将涉及明确功利行为的撰史活动作为文学的，而且有许多作者在写作时恰恰是将其作为功利行为来操作的，如巴尔扎克在写作上就是想把作品卖出以偿还债务。凡此种种，使得人们产生了奇怪的但又是有合理性的见解： “文学”一词的作用很象“杂草”一词：杂草不是一种特定的植物，而是园林工人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不愿在他周围出现的任何一种植物。或许，“文学”意指某种相反的事物：某人因这种或那种理由而高度评价的任何一部作品。哲学家可能说，“文学”和“杂草”是功能性的而不是本体性的词汇……（注：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11-120页。） 这一表述没有说出文学是什么，至少它没有给文学划出一个确切的范围，没有给文学下出一个定义，但是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表白不能给文学划出范围、下出定义，而这样做其实是有其根据的。 笔者认为，文学不是一个实体的、物质的事实，而是一个文化语境中的事实。就象一个语词如“啊”，它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的感叹，一出戏剧对白中人物的话语。在这个词本身是分析不出文学性的，它之成为文学与否取决于它置身其中语境。推广一步，看一个书写物是不是文学，也不在于它是怎样来写，它写的是什么，而是在于它在整个文化语境中置身于什么位置。 文学的文化语境同一段话语表达的语境有着同构的关系。话语语境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是话语的上下文的语境，二是话语的接受语境，即发话人与受话人关系的语境，三是话语在交流背景中的意义。与此类似，文学的文化语境则也体现为三方面，一是作者创作的语境，二是创作出的本文在阅读时的语境，三是本文的历史语境。关于这几重语境与文学的相关性，则我们可以稍作展开论述。 二、作者创作语境：本文状况 文学作品是由作者写成的，在写作的环节上，作者的某一具体的写作文本就有着一个语境问题，从横向上看，它是受着某一事件、某一种心境的触动而引发了创作灵感；从纵向上看，它同作者以前的和以后的创作，同他创作之前的思想和在以后的思想感受之间的对话，就有着一种语境上的关系。它是在特定的“上下文”之间获得定位的。 孟子曾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注：《孟子·万章》下、上。）这一“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观同本世纪新批评那种单就本文论述本文，同结构主义批评声称的“作者已死”的观点有很大不同，看来是以作者状况来代替了对本文的仔细阅读，这种单从作者状况来探幽发微以代替对文学本文的鉴赏的做法，其实也就是后来索隐派批评的路径，它代表了文学研究上的一条歧路。但是，至少在孟子那里提出该说时也是有道理的，孟子指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注：《孟子·万章》下、上。）在这里孟子提出不能光凭文辞来理解、解释诗作含义，如《云汉》中的诗句是说周朝的百姓已没有后代嗣续下来，而这样的话也就不会有当时的孟子来解说该诗文了。该诗句是诗作者的修辞性表达，它是要突出周宣王在位时天旱而造成百姓流离死亡的凄惨景象。孟子是要以读者之意来逆作者之志，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的，是“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鉤考’。”（注：朱自清：《诗言志辩·比兴》，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孟子》注释第17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它必须在结合到作者创作时的状况后才便于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