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宋刻《广韵》残卷的版本问题

      《中国语文》1998年第2 期有聂鸿音“俄藏宋刻《广韵》残本（注：俄藏指藏於俄国科学馆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文献。1909年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出土大批西夏文献，由俄人科兹洛夫携往圣彼得堡，其中宋刻《广韵》残本编号TK7。）述略”一文， 认定此本刊行於公元1023年至1127年间，即北宋仁宗至钦宗时的刻本。又以其内容比较接近海盐张氏所藏的巾箱本，故谓甚至可假定之为巾箱本的祖本；并谓於校读俄藏《广韵》之后，可以看出此本与南宋的巾箱本及黄三八郎书铺本（即钜宋本）属于同一系统。

      至於聂文论证此本的归属，只取巾箱本与钜宋本为之比勘，而未有用泽存堂本及古逸丛书本，理由是根据周祖谟校勘泽存堂本《广韵》的见解，认为二者覆刻的南宋监本《广韵》改易文字颇多，几乎失去原书的本来面目。（注：周祖谟《问学集》页928—930“跋张氏泽存堂本《广韵》”。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

      先说俄藏《广韵》残本的年代问题（以下简称俄藏本）。俄国人孟列夫在1984年的文中，（注：Л.Н.Меньщиков，

      

      uз Фαрα-хоmо，Москвα：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4， c.35， 309，310，485.）单凭俄藏本字体与南宋监本相近而猜测其刊行於12世纪30年代的杭州，未有顾及此中的行款，刻工与避讳字的问题，当然是不值采信的。但聂文也有若干需要补足的地方。例如行款及刻工的问题，今存南宋监本《广韵》及巾箱本全是每半页十行的，刻工也绝大部分在版口下端刻上全名；至於北宋本可以只具姓名一字，每半页也未必为十行。刊行於南宋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的钜宋本属闽地书坊私刻，所以才会每半页十二行及根本不具刻工姓名。今存於日本真福寺宝生院大须文库的宋刊《广韵》（注：见朴现圭、朴贞玉著《广韵版本考》页9—11所记。 台北学海出版社，1986年。）（以下简称大须本），其行款为白口单鱼尾，四周双栏，刻工亦只具姓名一字，与俄藏本在体例上的唯一分别是每半页十三行而非十四行。又聂文谓刻工有“李、秦、郎”三人，但俄藏本残卷的首页版口下端似有关字，惜只存下半页，故其字亦只见左半，姑且存疑。

      至於大须本所录刻工的年代问题。日本学者阿部隆一以其字体相通於同库所藏的《礼部韵略》，且此书的刻工为“洪吉、洪、安、许、朱、徐、炼、诚、张、玘、陈、华、胡、明”等，名讳则自徽宗以下未缺笔，哲宗的名讳煦字且注称御名， 故为北宋哲宗年间（公元1086 —1100年）国子监本，（注：《阿部隆—遗稿集》的“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页378，又页386-388。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 ）大须本《广韵》当亦刊行於北宋末年。

      俄藏本的刊行年代之所以很难确定，原因是卷帙残缺无法翻查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及钦宗的讳字“曙、顼、煦、佶、桓”等有否缺笔；但由大须本所录的刻工姓名“亨、徐、孙、安、屠、洪、王”等，无一与俄藏本的刻工姓名相同；二书既同属监修浙刊，当刊行於不同年代。再者，大须本虽仅残存上声一卷，但其卷末韵序以琰、忝、豏、槛、俨、范为次，而非如今存的南宋监本及巾箱本之以琰、忝、俨、豏、槛、范为次；（注：见上注朴氏书末附（1）之4的大须本书影，其上声韵序正为豏、槛、俨、范。）反之，俄藏本去声韵后以陷、鉴、酽、梵为序；而南宋监本及巾箱本的上声俱以俨、豏、槛、范为序，去声俱以酽、陷、鉴、梵为序；结果与平声咸、衔、严、凡四韵及入声的洽、狎、业、乏四韵未能如钜宋本之可四声相承，必系后人窜改。可见钜宋本的祖本近於大须本而非俄藏本，大须本刊行的年代又必在俄藏本之前。

      《集韵》成书於北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其平声添韵之后始改为严、咸、衔、凡，上声忝韵之后为俨、豏、槛、范，去声韵之后为验、陷、臨、梵，入声怗韵之后为业、洽、狎、乏。俄藏本去声依《集韵》序列，则其刊行年代不会早於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以前。又假定国子监不会同时开雕两种不同行款的《广韵》。大须本如刊行於北宋哲宗朝（公元1086—1100年），为南宋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黄三八郎书铺本刊行的钜宋本所据；则俄藏本最有可能的出版年代，当在徽宗至钦宗之世（公元1101—1126年），为后来南宋高宗绍兴间（公元1131—1162年）刊行的监本所据，而非刊行於孝宗时（公元1163—1194年）的巾箱本之祖。

      聂文假定俄藏本为巾箱本的祖本，有相当程度受周校张士俊刻泽存堂本《广韵》的影响。考清儒及后来学者校勘张刻者最多，周校因得集诸家之长以踵事增华，但对张刻颇加责难，并批评黎氏误信张本，致所刻古逸本《广韵》不能悉仍宋刻之旧；又推举宋刻之中，当以巾箱本为最善。实则张刻未尝鲁莽灭裂，其所以与黎刻不同之处，原因是黎刻的祖本为南宋宁宗（公元1195—1224年）时刊行的覆高宗绍兴间本；张刻的祖本为据高宗本订正宁宗版的递修本，故更正初刻本的误字特多，而两本所录的刻工姓名相同。黎刻依张刻校改，实际是暗合於宁宗递修本的。再者，刊行於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的泽存堂本《广韵》，此书的祖本源於常熟毛扆（毛晋之子）汲古阁旧藏，但缺入声一卷，由潘耒借与钞自昆山徐元文含经堂所藏的宋本，然后始得补足。又从泽存堂本若干注文与巾箱本相合之处，可以推定潘钞为巾箱本一系《广韵》。张刻於补足入声缺帙之余，复得藉此校刊全书。加上当时尚有刊行於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的顾炎武翻刻明内府本，此书虽为略注本，想必亦在张刻查勘之列。（注：黎刻祖本为宁宗初刻本，张刻祖本为宁宗递修本，但原缺入声一卷，由潘耒借与巾箱本一系的景钞本补足。说见余乃永“南宋三种监本《广韵》版本源流考”，将刊稿。参校明本的可能，见泽存堂本书首的朱彝尊序，潘耒序及书末张氏自跋皆提及顾氏本。张刻遇有疑点，亦取之以作校勘，是理所当然的。）周祖谟“跋张氏泽存堂本《广韵》”讥笑张刻每喜改字，甚且率尔更改原本未误而以为误者，贻误后学；并谓黎氏依张本校改，是无真知灼见之故。可见周校忽略张刻所据非一本，亦不审宁宗时的翻刻有初修本与递修本之分；而周文指称日本金泽文库所藏的北宋监本，实即南宋高宗中期至孝宗朝早期的刻本；由日本人长泽规矩也及阿部隆一根据此本的刻工姓名并见於高宗绍兴刊行的典籍，而给予改订的。（注：长泽规矩也“宋刊本广韵刻年之推定”， “宋刊本刻工名表初稿”。 又阿部隆一的上引书页378—379。阿部隆一指为南宋孝宗朝初刊，年代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