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发生了多视角、多方位和多层次的变化。语言学的新变化一方面打破了语言研究方法单一化的格局，使得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在一定时期里显得黯然；一方面在语言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的同时，人们在新的语言观指导下，认真反思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路子，使得这门传统学科不断得以充实、更新和发展，焕发出新的活力。也就是说，尽管语言学新学说不断涌现，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依然占据着其他研究方法所无法替代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各种语言学流派都需要对语言的发生和发展作出科学的假设和解释，而且因为探索语言发展演变规律是语言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许多语言学家的旨趣所在。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中国语言学家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诸领域都有程度不同的研究。然而，对中国语言研究影响最深、中国语言学家结合本土语言材料取得成就最大的是前两种语言学。本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中国的现代语言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如果说前25年描写语言学是语言研究的主战场，那么历史比较语言学则是重要的方面军；在后25年里，随着各种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历史比较语言学开始占据重要地位。（注：详见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论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近20多年来， 由于西方学者对汉藏语言的系属分类提出了新看法，加之中国学者几十年的调查积累，语言研究进入历史比较研究的深化时期，尤其是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投入，取得了丰硕成果，促进了汉藏语言研究的发展，并带动了其他领域的语言研究。因此，阐述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价值和局限性，总结中国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实践和贡献，是学科建设的需要。 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价值和局限性 世界的语言研究有三大传统，即希腊—罗马传统、印度传统、中国的小学传统。三大传统各有特色和研究重点；希腊—罗马传统以主谓语法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词类划分为基本框架，重点研究词的形态变化；以巴尼尼语法为代表的印度传统，重点研究构词法和语音问题。尽管那时还没有语系的概念，但这两个传统所研究的语言却都是印欧语系的语言，并且在研究侧重点上呈互补状态。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生物进化学说的诞生，两个传统走上了相互结合的道路，其中西欧学者在沟通欧洲语言和印度梵语之间的联系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导致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标志着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语言学的建立。作为科学语言学的奠基学科，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发生和发展，按生物进化模式把语言纳入谱系关系的框架之中，并构拟不同阶段的共同语，探求它们的原始形式及其后来的各种发展演变过程。18世纪后半叶（1786年），英国学者W·琼斯（William Jones）发现，古代印度的梵语和古代西欧诸语言之间有相似之处，于是提出了它们同出一源的假设。后来，经欧洲学者的潜心研究，最终通过一系列语音对应规律，确定了这些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并由此建立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学说。到19世纪中叶，欧洲语言学家提出了一个包括八个语族一百多种语言的庞大语系，称为“印欧语系”。语言学家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揭示出西欧和印度在语言上同属一宗，在文化上具有一定渊源关系。这一发现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改变了欧洲人的一些传统认识和观念，同时为科学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世纪。从语言观上看，19世纪初，在生物进化学说的影响下，自然主义思潮在语言学界盛行一时。在一些语言学家看来，语言的存在和发展同生物有机体一样，是一种自然现象。 19世纪后期， 一批年富力强的语言学家即青年语法学派的语言学家反对自然主义的语言观，把语言看作是个人心理现象，并通过对例外现象的解释以及语言演变中类推作用的研究，把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推向了高峰。 从语言学史上看，历史比较语言学以严格的历史主义原则，科学的比较方法，通过不同语言的比较，构拟共同语，并以共同语为上溯下联的立足点，研究语言的历史发展规律，确定语言的亲疏远近关系，进行系属分类，进而揭示语言的历史关系。这种研究目标决定了历史比较研究的基本程序是，首先要研究个别语言的历史，然后在语言比较的基础上构拟共同语，而共同语的构拟又能反过来修正个别语言的历史，从而促进语言的历史研究。由于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涉及到语言研究的众多领域，如语言的性质、功能和变化，语言和方言，语言影响和语言融合，语言规则和语言差异等等，因此，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方法推陈出新，结构主义的内部拟测法、词汇扩散理论、语言变异理论相继出现，从而在多方面促进了语言学的发展。 从文化意义的角度看，语言学家通过历史比较法把欧洲和远离欧洲的印度大陆的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这对“欧洲中心主义”、“盎格鲁—萨格逊文化优越论”无疑是不小的打击。它迫使欧洲学者认识到，不能再用老眼光看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