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和信息时代一声紧似一声的脚步，作为时代骄子行业的信息产业把一个又一个的公司迅速推向商业和技术的峰颠。许多面向网络的涉及语言文字的应用软件——诸如网络出版、网络查询、网络交际、网络学习、网络文本分类、网络文本翻译等等——已经研发并正谋求推广。如果我们把上述涉及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应用软件视为网络时代的战役问题或战术行为的话，那么面向信息产业的语言规划研究就是这个时代的战略问题或战略行为。 目前，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网络时代的语言规划研究，甚至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什么是网络时代的语言规划，令人应接不暇的网络版语言信息处理软件就已经纷纷“新鲜出炉”、“崭新亮相”、“闪亮登场”（注：这3个词组在近来的商品广告中出现越来越频繁， 它们的搭配规范不规范，就是本文要思考的现象之一。）了。与此同时，一批在语言信息处理技术方面高人一筹的企业集团也已经崛起。作为“集团军”，在解决战术战役问题的同时，当然会密切关注战略问题，何况网络本来就是让你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一个精灵。 笔者不是商家，也不是技术专家，只是一个网络的用户，并且积年从事汉语信息处理研究，语言既是我的交际工具，也是我的专业，现在又成了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的重要对象。语言正随着网络的扩展在一个新的时空中延伸，人类的出版行为、发行行为、阅读行为、交际行为、语言能力等都在潜移默化，无论我们是否觉察、是否愿意，我们都正在走向一个新的生存环境。网络对于语言、语言对于网络可能意味着什么？无论语言是否是“有机体”（注：19世纪欧美语言学家受欧洲有机体学说的影响，对于语言是否是“有机体”曾经有过一番争论。参见惠特尼《语言的生命和生长》William cd.Whitney,The Life and Growthof Language,New York,1979重印本（转引自陈原《语言学论著》卷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2月）。）， 一旦与网络“精灵”结合将会发生什么变化？语言作为网络交际工具会不会失控或者局部失控、暂时失控？语言在没有与网络结合前是否受控？怎样受控？语言与网络结合后能否受控？如何受控？要不要为语言文字立法或为信息立法？如果立法，包不包括网络语言信息处理中的语言文字规范或标准？什么是面向网络的语言文字规范或标准？怎样制订并如何推行这样的规范或标准？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应该是网络语言规划要研究、要回答的。 网络语言规划的研究将涉及理论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当然还要涉及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甚至还应该涉及系统论、控制论。限于笔者功力，本文着重从人文科学的角度并且主要是从理论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进行思考，提出拙见，以供技术专家和商家扬弃。 关于语言规划 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属于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在西方，它主要是指“通过研究几对语言（方言）之间的关系，或创立新语言系统，来改进方言间或国际间交际的综合努力的统称。虽然试图设计人工辅助语言的努力还没有取得任何明显的成果，但是数种语言的比较在翻译等许多方面都证明是卓有成效的。这方面的工作还包括专门术语的研究与规范化， 设计混合语言和文字系统等。 ”（注：参见《语言与语言学词典》，R·R·K·哈特曼、F·C·斯托克著， 黄长著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Prescriptive Linguistics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规定语言学”，或者译作“规范语言学”，指的是“一种对待语言研究的态度，它试图建立正确用法的规则，古希腊和古印度的语法学家曾试图以最著名的文学著作作为范本来确定这种规范。这是一个直到今天许多经典语法著作一再重复的传统。”另外一种解释是“语言规划学”，因为在语言规划学（Institutionnal linguistics）中，“规定”这一术语的所指就是语言规划，并且说明“这种语言规划的宗旨是：在语言和文化都很多样化的国家里创建民族标准语（ Standard Language）”。 在我国，语言规范化问题的研究是语言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时期以来，多种社会语言学的专著和译著陆续问世，连续召开了三届社会语言学的学术研讨会，国家语委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语文建设》，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创办了《语言文字应用》，刊物的宗旨之一就是语言规划。戴昭铭先生的《规范化——对语言变化的评价和抉择》（1986）一文和《规范语言学探索》（1998）一书为我国规范语言学的确立和定位奠定了理论基础； 陈原先生的《社会语言学方法论四讲》（1987）对于语言的变异、规范、社会、交际、量化及其之间的关系做了全面的论述，不仅涉及到规范化的理论，更涉及到方法论。吕冀平先生在《给〈语言文字应用〉编辑部的信》中说：“语言规范从宏观的角度看是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语言规划是一种既针对现在也针对未来的具有前瞻性质的工作。”（注：参见戴昭铭《规范语言学探索》P149页。）这就对语言规划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本文赞同吕先生的见解。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语言规划研究是一种战略研究。“网络语言规划”则更是一个既有现实意义又极具前瞻性质的战略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