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元音字母的字素分析

      蒙古文和八思巴字的字母来源不同，但在表达语音的方式上存在不少共同之处，其中有的具有内在的联系，可能存在直接的承袭关系。例如，这两种文字的基本元音字母都可以分解为字素，构成方法也相同。

      学者们指出，蒙古文的7个元音字母

      

      

      、 ü在词中第一音节某些辅音字母后还用自己的阴性形式。但这7个元音字母在词中和词末的形式有所区别，列表如下：

      

      *系初期形式，后来分化为后面的两种，再往后出现更多变体， 在此不录。

      

      “父亲”，’ebüge“祖父”，’eye“商议”，’edegegsen“复活的”，’ekes“母亲们”，’erte“早”，’edüge“如今”，’eyin“这样的”，’eden“他们”，’esen“平安”，’endegün“失误”，等等。（注：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可查阅道布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6月。 还可查阅新近发现的少林寺圣旨碑，见《民族语文》1993年第5、6期，1994年第1期。）当然，这种例子比起以

      

      这是蒙古文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变化。以后蒙古文的a和e在词首有了不同形式，不仅在词首再也不相混淆，而且以此来确定后续音节中的 a和e了，显然这是一个进步。如何解释这一变化呢？无疑， 这里省略了一个符号。但省略的是字冠还是元音符号？俄罗斯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在其《蒙古书面语与喀尔喀比较语法》一书中写道：“符号

      

      至于这个零形式是何时形成的，现在还没有确凿的根据来回答。但从某些迹象看，很可能是13世纪中叶萨迦·班智达改进蒙古文时开始的。我们所以提出这种意见，是由于通过丹金达格巴著作《〈蒙文启蒙〉诠释》看到，载于搠思吉斡节儿《蒙文启蒙》的萨班字母表中a和e已经加以区分（详见后）。有趣的是，有据可证搠氏所译，于1312年在大都刻印的《入菩提行论疏》（注：回鹘式蒙古文的《入菩提行论疏》和《孝经》，前引道布书有录。）一书中无一以’e表e的例子，这完全与萨班字母表相一致。这一点似乎可以用来作出这样的解释：搠氏是这一规范的忠实执行者。此外，于1307年孛罗铁木儿（Bolod-temür）所译汉文《孝经》蒙译本的回鹘式蒙古文版中也不见这种例子。不过此后几十年还出现过不少例外，可见这种规范没能一下子完全实现。这倒可以给予这样的解释：在整个元代，回鹘式蒙古文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自从1269年八思巴字被忽必烈皇帝作为国书推行之后，回鹘式蒙古文不断被排斥，一直处于自流状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回鹘式蒙古文的任何规范是不可能得以完全实现的。

      我们知道，八思巴字字母表中元音字母有

      

      的替代符号；其下是表示元音的符号；还有一个竖线笔划“丨”，这是用来连接字冠和其他各种符号的附加符号。列表如下：

      

      

      

      我们在上面通过对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元音字母的考察，看到几点惊人的一致：第一，两种文字的元音字母都是由字素组合的。第二，出现于词首的元音都带字冠。第三，以零形式为理论依据，各省略了一个元音字母。

      为什么这两种文字的元音字母在表示方法上具有这些相同点呢？其外因是，这两种字母的来源——粟特文字母和藏文字母都是辅音文字，缺乏元音字母；内因是蒙古语的音节核心是元音，元音能够独立自成音节，辅音则不然，它只能依附于元音上。蒙古语元音的这种核心作用，早为13～14世纪的语文学家所发现，丹金达格巴著《〈蒙文启蒙〉诠释》中有引用：“a、e、i、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