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马氏文通》历史地位的评断 眉叔是深通欧文的人，这部书是把王[引之]、俞[樾]之学融会贯通之后，仿欧人的文法书把语词详密分类组织而成的。著书的时候是光绪二十一、二年，他住在上海的昌寿里，和我比邻而居。每成一条，我便先睹为快，有时还承他虚心商榷。他那种研究精神，到今日想起来，还给我很有力的鞭策。至于他的天才和这部书的价值，现在知道的人甚多，不用我赞美了。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章十三 梁启超这段话，写于1923年。他整理清代学术成就，要解决如何划分研究领域的问题。传统的语言文字研究有一个现成的学科名称，即“小学”。梁启超沿用了这个名称，但又不满意于旧的音韵、文字、训诂三分法，因为如果采用这种分类法，像《文通》这样一部书就会无所归属。于是他提出，用“文字学”取代“小学”，作为语言文字研究的总称，其下再分“字义学”和“字用学”。字义学的对象是“一个字或一个辞的意义”，历来的音韵、文字研究以及绝大部分训诂研究，都包括在里面；字用学的对象是“字和辞的联缀用法”，这门学问还“幼稚得很”，算得上的著作只有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和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见梁著章十三之一）。 由此可见，梁启超已做了把语法学与传统语言文字研究区分开来，使之成为专门领域的努力，尽管他还没有使用“语法学”这个学科名称。他看到了《马氏文通》与以往有关研究的沿承关系。刘淇、王引之、俞樾三人的书，现代语言学史家也往往把它们看作语法著作（如何九盈1985:296—302）。但因为借取了西方语法学的概念体系和描述方法，《文通》又迥然有别于所有这些探讨虚词用法的著作，用马建忠自己颇为自负的话来说，“此书为古今来特创之书”（例言）。 今天，中国学者对《马氏文通》历史地位的看法是相当一致的（见王力1981:174—175；何九盈1985:302；胡奇光1987:331；周法高1980:21,32）。人们把《文通》视为第一部汉语语法， 或者把它视为汉语语法学的奠基之作，这是人们站在中国语言学自身传统的立场上，回顾自己的研究所得而作出的结论。这样一种观史的立场，不是不可以，但不应是唯一的。对此我们应聆听周法高的意见，他说：“所谓‘中国语言学’，研究者并不限于中国人，我们在讨论中国语言学的过去和现在时，要把眼光放远大一点，不能只注意到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而忽略了外国人的研究”1980:2）。 在汉语语法方面，我们对《马氏文通》以前西方学者的研究情况了解得不多。也许我们叫得出西方人写过的著作，可是很少有人想到应该把它们系统地整理一下，探考一番，看看西方人当时在汉语语法研究上达到了怎样的水平。语言隔阂无疑是妨碍我们认识它们的一个原因。但也许，人们之所以不过问这段历史，是因为觉得它已很清楚，没有细考的必要。 果真已很清楚，没有必要细考了吗？ 我不这样认为。 2.《马氏文通》以前的西方汉语语法研究 在一些中国语言学史家的笔下，西方人研究汉语的历史被大大缩短、简化了。何九盈说，“19世纪末开始就有不少西方人对汉语进行研究”（1995b:10）。我们不禁要问， 17 世纪初利玛窦写《西字奇迹》（1605），金尼阁作《西儒耳目资》（1625），算不算研究汉语呢？要知道，罗常培肯定耶稣会士对汉语音韵研究的贡献，主要根据的就是这两本书（虽然《西字奇迹》是否出自利玛窦之手，尚有疑问）。事实上，何九盈本人在新版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也用相当篇幅介绍了“明末西洋传教士对汉语语音的研究”，尤其是《西儒耳目资》（ 1995a:235—252）。 或许，何九盈的意思是，19世纪末以前西方人没有探讨过汉语语法？但是，即使专就汉语语法的研究而言，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人所撰的下列著作也是不能忽视的： 瓦罗（F.Varo） 《华语官话文法》（1703） 马若瑟（H.M.de Premare）《汉语札记》（1731） 马士曼（J.Marshman）《中国言法》（1814） 雷缪萨（Abel Remusat） 《汉文启蒙》（1822） 洪堡特（W.v.Humboldt） 《论汉语的语法结构》（1826） 《致阿贝尔·雷缪萨的信：论语法 形式的一般属性，以及汉语精神的 特性》（1827）中叶以后有： 艾约瑟（J.Edkins）《中国上海土话文法》（1853） 儒莲（S.Julien） 《汉文指南》（1866） 这样看来，到19世纪末西方人研究汉语语法至少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可是中国学者在评价《文通》的历史贡献时，却很少考虑到这些著作；我们对《文通》的评析，基本上是在中国语言学自身传统的范围内进行的。例如根据何九盈（1995b:88—90）的说法， 《马氏文通》的贡献有三点：1）“第一次为汉语草创了一个完整的语法体系”；2）“第一次系统地揭示了古汉语语法的特点”；3 ）“第一次对古汉语的语法材料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我认为，在这三个“第一次……”之前必须加上一个说明语，即“在中国学术圈内”或者“在中国语言学的历史上”，因为这三件事情里面，至少头两件已经由《文通》以前探索汉语语法的西方学者做了。本文要举的例子，就是德国人甲柏连孜所撰的《汉文经纬》（18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