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语法分析法的引入和实践 语言研究离不开分析的方法。我国传统的语言研究,就分析而言,语音研究和语法研究有很大差别。对汉语语音的分析,中国传统的音韵学发展到清代已经相当细致深入。“字”(在语音上就是音节)是语音分析的基本单位,先分出声韵调,声、韵、调又各分类别。传统汉语音韵学用图表显示的、整齐的语音格局跟用西方结构主义音位的发现程序得到的语音单位系统大致相当。不仅如此,在音节的层级结构分析上;汉语音韵学还优于西方。西方长期以来仅把音节看成一个元、辅音依次排列的线性序列,汉语音韵学很早就把音节先分为声韵两部分,再把韵分析到等呼、韵尾等相当于音位的层级,最后分析到相当于区别特征的层级。这种音节层级结构的分析能简明地说明汉语各方言音系的特点。现在人们认识到,音节的层级结构原来是普遍的语音模式,“其解释力令许多音系学家震动”。(王洪君,1994) 然而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中国可以说没有自己的语法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我们缺乏对语句的分析。中国传统虽然也分字、句、章,分实字和虚字,但是跟西方语法逐字逐句“部分类别”比较起来是很粗疏的分析。语法和语音研究上的这种反差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马氏文通》的功绩在于把西方语法学分析的方法引入中国并运用到汉语语法上来。《文通》的作者批评当时人对文法的态度只讲综合不管分析: “至于逐字之部分类别,与夫字与字相配成句之义,……罔不曰,此在神而明之耳,未可以言传也。噫嘘!此岂非循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之蔽也哉!(吕、王本,页4)中国的传统,作文和阅读,确实是只讲意合神会,不作分析,马氏批评这是“不求其所以然之蔽”。《文通》认为,凡是语言“字别种而句司字”是一定不易之理,因此仿照西方语法的分析法在汉语中划分单位,区分词类,区别句法成分,并且作层次分析。《文通》给字(词)、词(句法成分)、次、句、读(小句)共作出23个“界说”,然后对《史记·孔子世家赞》分别进行了词类、次、句子成分和读、句的标注示例。对马氏的这种做法,许国璋(1991:92)给予很高评价, 他也批评“国人读古书太不讲究语法分析”,而这种“逐段逐句逐词分析”体现的是“西方文法教育的千年传统”。有人用以下例子说明《文通》实际上已经运用了层次分析法(见王海棻,1998): 《孟·梁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民”,起词;“恐”,其语词。所恐者何?非第曰“王”也,乃“王之不好勇”也。故以“王不好勇”—读为“恐”之止词。“王”乃读之起词,“不好勇”其语词也。“不”状词,以状“好”字也。如把马氏对此句的分析用现在的层次分析法表示出来,即为(注:《文通》未提及如何划分“之”“也”二字;这里对“也”字的划分也不妥。):
我们今天对汉语句子的层次分析跟马氏相比并没有高出多少。一个世纪来,中国的语法学基本上是沿着《文通》的路子,不断借鉴西方的分析法,“语法分析”几乎成了“语法研究”的同义词。回想一些大的语法争论都是围绕着能不能分和如何分的问题:先是单位的划分,词和语素、词和短语如何划分?单句和复句如何划分?其次是给划分出的单位分类,汉语的实词能不能分类?如何分法?句法成分分几类合适?主语和宾语如何划分?还有层次分析法,转换分析法,“同形异构”的分析,大类下面分小类,一个“的”字可以分出三个,还有语义成分分析,等等。总之一百年来我们在语法研究上所做的工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分析,分析,再分析。语法研究的进步基本上就是分析的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和分析方法的改进。有人说《文通》从一开始就将汉语语法研究引入歧途,我们则认为分析法的引入大大加深了我们对汉语语法结构的认识,分析的方法对汉语语法也是基本适用的。从语素到句子,汉语也可以分出大小不等的单位;汉语的实词也可以分出不同的类来;句子也可以作层次分析并分出不同的句法成分类来。这些分析大致都符合我们对汉语的语感。讲语法,分析是完全必要的。语句的“结构就是由较小的片断组合成较大的片断的方式”(吕叔湘,1979:14), 所以要分单位分层次;区分不同的词类才能讲句式,因为“句式本身就是通过词类来表示的”(朱德熙,1980:175)。通过分析找出整体的各组成部分的差异,确实有助于把握整体的性质。总之,中国过去缺乏语法分析的传统,马氏把西方语法分析的方法引入中国,功不可没。说马氏是“中国语法勇敢的先驱”(许国璋语),《文通》“创前古未有之业”(梁启超语),我想主要也是这个意思。 西方语言学分析的传统到结构主义达到了顶峰,有了一套完备的“发现程序”作为分析的手段。这跟“原子论”(atomism )在物质结构研究中的成功有关,这种成功鼓舞科学家们将原子论观点推广到其他现象和研究领域,如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学等。“原子”这个词源自希腊字atoma,原意是“不可再分割的东西”, 原子论就是将复杂现象最终分析到不可再分割的粒子(或单位)的学说,它借助整体的各组成部分的差异来解释整体的性质。因此原子论就是一种分析的学说。现在有人把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叫做“原子主义”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