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在传播中的变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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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汉字曾是东亚地区的国际通用文字,先后有十几个民族借源汉字创造了本民族文字。汉字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地适应、调整,造成了各种变异现象。其中不但有官方的、宗教的,也有民间的;不但有借用,也有变体、改制;还有的由表意变成了表音。不仅有记录汉语的汉字,也有记录日本语、朝鲜语、越南语、苗语、壮语等非汉语的汉字或准汉字,形成了一文多语的汉字系文字大家族体系。汉字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功能变异、形符变异、体制变异,大致经历了这样几种形态:汉字汉文(照搬)——汉字某(民族)文(假借)——某族汉字(转注仿制)——改创民族文字(变异)——新“书同文”和大字符集建设。考察研究汉字在外部传播的规律,有助于研究汉字本体的标记功能和结构体制,以及汉字的历史作用和传播文明的文化功能。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1999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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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是记录汉语语素音节的表意性方块书写符号。两千多年来,作为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不仅对中华民族的统一,而且对于周边地区和周边民族的语言文字建设及文明发展,起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汉字曾是东亚地区的国际通用文字,借用标记多民族语言,即汉字日文、汉字朝鲜文、汉字瑶文、汉字侗文等,使用长达数百年或上千年。有的则加以改革,使之更适于记录本民族语言。汉字曾是多民族的借用、借源文字。历史上先后有十几个民族借源汉字创造了本民族文字。

      汉字在传播过程中,作为记录当地语言的符号、社会交际的一种工具,不断地适应、调整,因此就造成了各种变异现象。其中不但有官方的、宗教的,也有民间的;不但有借用,也有变体、改制;还有的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字的性质,由表意变成了表音。这样,在汉字及汉文化传播圈内,不仅有记录汉语的汉字,也有记录日本语、朝鲜语、越南语、苗语、壮语等非汉语的汉字或准汉字,形成了一文多语——同一文字范式记录多语种——汉字系文字大家族体系。

      汉字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功能变异、形符变异、体制变异,大致经历了这样几种形态:汉字汉文(照搬)——汉字某(民族)文(假借)——某族汉字(转注仿制)——改创民族文字(变异)——新“书同文”和大字符集建设。

      当然,这个历时阶段性状态可能以共时状态呈现,而且常常是混合形态,我们这样分析是为了研究方便。

      通过考察研究发现,不仅找到汉字在外部传播中的一般规律,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汉字本体的标记功能和结构体制,以及汉字的历史作用和传播文明的文化功能。

      汉字传播过程中的第一形态——汉字汉文(照搬)

      所谓汉字汉文,是指用汉字记录汉语,书写的文本是汉文,用汉语可读得懂。即使非汉族地区形成的汉字文本也是如此。

      汉字向周边民族早期的输出文本都是汉字汉文。汉文化作为高位强势文化被周边所仰慕。从公元前后开始,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之间已经有了相当频繁的文化交流。汉字被作为文化工具伴随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冶金、纺织、农耕等文明,从进步发达的文化高地——汉文化中心的中国大陆,被引进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中南半岛,形成了一方东亚汉字文化区。体现了强大的具有权威的先进文化的辐射力量。周边的民族和地区几乎都是原原本本地将汉字与汉字所载的汉文化,一股脑地移植引进,直接照搬,全盘接受,作为样板和楷模。直接用汉文本做教材,记事,写史,形成公文。汉字的这种传播方式突出体现在境内少数民族以及其它“藩属”“臣服”“归附”地区的早期政治文化生活中。他们照搬的不仅是汉字,连同汉字承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具体包括国家体制、儒学佛教、礼仪人伦、科学技术等。形成了中国境内及周边地区的异语同文同化现象,也导致了双语双文或双文混用等语言生活。

      由于借用了汉字,周边民族开始有了自己最早的史书和其它文献。如朝鲜半岛的《三国史记》(1145年)、《三国遗事》(1285年)、越南的《大越史记》;日本的第一部史书《日本书纪》(720年)、 第一部乡土志的《风土记》(713年)、第一部汉诗集的《怀风藻》(8世纪后期)等,都是用汉字写出的汉文,而不是日语的书面语。

      中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直接借用汉字更是普遍。例如瑶族史诗《千家峒》手抄本、侗族的《侗款》等,都是汉文本。

      汉字汉文形态的特点与价值主要有:

      1.汉字传播中的最初阶段,作为文化工具和文化载体而传播,在政治、宗教、语言诸因素中,语言外部的政治是主要的决定的因素(有的是伴随宗教而传播),对文字自身记录语言的适应程度的考虑则是次要的。有现成的工具先拿来用,总比没有要好,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好用不好用以后再说。

      2.书面语与口语完全剥离,写的话并不是说的话,借用外来的记录语言的工具是以置民族语言不顾作为代价。特别是在借用表意的汉字的最初阶段相当困难,必须先掌握一、二门外语(汉语、朝鲜语)才能使用借来的文字(汉字)。

      3.少数人掌握。在文化相对落后地区,能够接受外语外文教育的只有极少数人。能否用汉字汉文写作成了上等人有教养的标志、任官的资历。就是说汉语汉文的水平是测试朝廷官员能力的标准。写作的内容也多为公文或仿作的汉诗。因此,早期的文字工具只是少数皇家贵族和僧侣掌握,男人掌握。

      4.汉字汉文化的传播,既有强势文化下的被动接受,也有文明开化相对滞后地区对高位文化仰慕的自觉仿效,而且后者是主要因素。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价值趋向。文明势能和文化张力,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变迁能源和动力。

      5.区域性国际通行文字。因为是完全照搬汉字汉文,所以凡是懂汉语汉字的人都认识。汉字成为东亚地区多国、多民族的通行文字。因而形成了一千多年内异族异语同文同化的跨国汉字文化区域。

      汉字传播过程中的第二形态——汉字某(民族)文(假借)

      所谓汉字某(民族)文,是民族书面语文言文的口语化,即借用直写法,也就是把汉字作为记音、示意或标识语法的符号,标记本民族语言。写出来的文本,不是汉文,而是民族语文。对于其他懂汉语汉字的人来说,单个汉字都认识,但文句读不懂。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适应汉语的语言特点。各民族直接借用汉字之后都必然面临如何适应本民族语言的问题,不仅语音、词汇大不相同,汉语的语法和各民族也不同,特别是日语、朝鲜语等不同语系的语言。如何解决标记者(汉字)与被标记者(非汉语语言)的矛盾,即工具好用不好用就成为突出的问题。因此一些借用汉字的民族,权宜地把汉字当做记音的音符字、示意的意符字和语法的标识符号(用音同音近的汉字音读,或加以变异,或标加其它符号)。这是汉字记录外族语的最简便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字学“六书”中的“本无其字”的“假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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