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缅语同源词是产生年代很早、为藏缅族群的先民共同使用并在多数语言中保存至今的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藏缅族群的史前文化。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将黄河上游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存与西羌、氐羌、羌戎等族群相联系，并视这些族群为藏缅语族民族的先民。本文将从语言学与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相结合的角度，将藏缅语族同源词与黄河上游等地区的古文化遗存和历史、民俗等资料进行对照，从它们的对应关系和联系中去观察藏缅族群的史前文化。 一 黄河上游等地区的古文化遗存与藏缅族群的关系 1.1 黄河上游古文化遗存与古西羌人 本世纪以来，考古学家通过大量调查发掘和研究，发现在黄河上游地区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古文化遗存。其中有属于新石器时期的马家窑类型文化。其分布地区大体包括河套、河西走廊、甘肃大部、宁夏南部、陕西西部以及青海东部。其年代经碳－14 测定， 石岭下类型为公元前3800年左右，马家窑类型为公元前3100—2700年，半山类型约在公元前2600—2300年，马厂类型约在公元前2200—2000年。其后，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一地区又兴起了齐家文化，它东起泾渭、西至湟水流域，北及内蒙古阿拉善旗一带，南达白龙江流域，齐家文化已经步入铜石并用乃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所，105—125页）。再后，在甘青一带又出现了许多青铜文化，如火烧沟类型文化，分布在甘肃的山丹、民乐、酒泉、玉门一带，年代约当齐家文化晚期，寺洼文化，分布在洮河、庄浪河、泾河、白龙江诸流域及陕西宝鸡等地，距今3500年左右；辛店文化，分布于兰州以西至贵德的黄河沿岸及洮河、大夏河、湟水流域，距今3000年左右，约当西周早期；沙井文化，分布于河西走廊的古浪、民勤、永昌、张掖一带，其年代上限不超过马厂类型，下限可能延至汉代；卡约文化，分布于青海海南、海北、黄南等藏族自治州，年代约与辛店文化相当，下限延续可能较长；诺木洪文化，分布于青海柴达木盆地东部，年代距今约3000年左右，上限晚于齐家文化，下限可能延至战国秦汉。这些文化的社会属性也大多处于文明前夜的某种状态之中（周星，156页）。 有的学者将甘青宁地区的古文化遗存对照历史记载，推断这一地区的原始居民与西羌、氐发生和发展研究中的诸多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又是声调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们也想就这些重大理论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并且使用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检验一下徐文所提出的一些原理和原则。 一 声调存在和发生、发展的语音基础 汉藏语言的声调是一种以音高为主的节律特征。所以说为主，是因为经实验证明，声调与音强和音长有一定的自然关联，或者说，声调不是一种单纯的音高现象。这是指声调的自然或物理属性。从功能属性来说，声调与音强、音长性质相同，都可能具有相对性和对比性，以音高的高低变化和滑动变化起标记和区别作用，成为语音形式的一个重要因素和标记语言符号的重要手段。作为节律特征，声调没有自主性，必然附属于一定的语音单位，汉藏语言的声调与音节共生，即附属于音节，以音节为载体。音高决定于声带振动的频率，声带振动是声调的物质前提，因此所谓附属于音节或以音节为载体，当然是指音节中声带振动的音素，即带音音素。一个有声调的音节中，性质不同的带音音素承载声调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响度是声调承载功能的主要区别因素，因此音节中响度级别最高的主要元音，是承载声调的主体。声调语言中的轻声音节，由于元音清化，失去带音的性质，音响级别降低，以至成为模糊的中性声调，失去区别功能，就是证明。汉藏语言的声调以音节为载体，经过实验证实，否定了结构主义音系学将声调作为单个元音的属性的错误观点。藏语拉萨话短的单元音读短调，长的单元音读长调，而两个短的单元音则必定读长调，显而易见声调不是由一个元音承载的。声调以音节为载体与以音节中一个响度最大的元音为主体，并不矛盾。拉萨话承载声调的两个短的单元音恰恰响度相当，即所谓的真性复元音。只有区别了声调的整体承载单位和主要承载音素，才能正确讨论语音特征的转换机制以及声调的发生和发展问题。 声调作为一种节律特征，必然要以一定的语音要素为基础，因此声调的起源与一定的语音要素有密切的关系，这在声调的起源研究中早已成为一种共识。当然，对于声调起源中语音基础的性质和作用，还有不同的看法，这点我们下文再讨论。徐文把这种语音基础分为两个问题来讨论：第一，作为声调产生必要条件的语音结构；第二，作为声调产生充足条件的音节模式。第一种语音结构概括为公式：O（m）N（c），第二种音节模式即上述公式中各个位置上的语音成分“都只能由一个音位来承担，即每一个位置只能出现一个结构成分”。我们原则上同意第一种语音结构是声调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事实证明声调的产生是汉藏语言的一种普遍现象，而汉藏语言恰恰都具有这种相似的语音结构。但在声调起源研究上，这种“从汉语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结构原则”的“普遍的理论意义”恐怕只能局限于汉藏语言和部分与汉藏语言音节结构类型相似的亚洲语言。因为徐文并没有提出任何西方多音节语言声调的起源具有与汉藏语言相同的音节结构类型的证据，而且事实恰好相反，已经认定的北欧、墨西哥和非洲诸有声调语言，不仅音节结构与汉藏语言不同，而且声调也属于不同的类型。可见，不同类型声调的起源至少是与不同类型的音节结构相关联的，一种类型的音节结构及其原理对不同类型声调的起源没有普遍的理论意义；第二种音节模式作为声调起源的充足条件反映了语音的变化，涉及问题的核心。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讨论。首先，这个理论概括和假设缺乏科学逻辑的一致性。汉藏语言的音节中声韵母的层级具有严格的对称性，按徐文的称呼，在声母位置上应是声首+声腹+声尾（如spr、mgl），在韵母的位置上则是韵首+韵腹+韵尾。说声母位置上的音素为1， 反映了声母的一种语音上的简化，而韵母的所谓1+1+1，却与声母的1既不对称，也没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因为所谓韵首，是一种后起的现象，是韵母发展变化的一种代偿，不仅不是韵母的简化，反而像是“繁化”，而且韵腹和韵尾的简化也有比较复杂的代偿现象，至于复辅音韵尾，在汉藏语言中本来就不多，也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韵母的这三个1 并不能准确反映韵母在语音上的简化。声韵母的简化是声调代偿的基础，参照徐文在声调起源上的声母一元论，所谓声韵母各个位置上的1，基本上是声母上的一个1，构不成一种结构的原理；其次，我们再以汉藏语言的材料来检验一下这种原理的普遍性。在藏缅语言有声调的语言中，除彝语支一些语言外，声母的位置上大部分都不是1，都有一二十种复辅音声母， 至少有一个鼻音前置辅音，还有塞音或擦音等前置辅音；壮侗语言中，以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所列的23个音系来看，也大多有复辅音声母，五六个至十多个不等，腭化和唇化声母还不计在内。不仅都有喉塞音前辅音，还有声首、声腹、声尾齐全的三合复辅音声母；苗瑶语言的情况也大体相似。徐文根据瑶语支无复辅音声母的勉语断定苗语的复辅音声母“是向‘1’演变过程中的残留现象”。这种判断不够准确， 也不符合事实，因为同属瑶语支的布努语和壮侗语语族的拉珈语都有复辅音声母，布努语59个声母中有18个复辅音声母。汉藏语言的复辅音声母是有简化的趋势，但简化不等于残留，残留现象的特征是不完整性、不规则性和不稳定性。比如汉语的入声字在吴方言中都有喉塞韵尾，来源于-p、-t、-k韵尾，代表了语音发展的一个阶段，不能说是残留现象。否则，从消失的语音倒推，只要一起变都成了残留现象，语音的演变就失去了阶段性。无论藏缅、侗台和苗瑶等语言，复辅音声母大多是属于一种发展阶段，还不完全是残留现象。这还是就现代语言而言的，在古代（指声调发生在语族阶段的侗台和苗瑶语言）声调发生的时候，复辅音声母恐怕要比现代语言多得多。（注：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这说明汉藏语言中，至少藏缅、壮侗和苗瑶诸语言声调发生时，声母位置上的音素还不是1， 复辅音声母更不是残留现象。既然大多汉藏语言在声母位置上的音素还不是1 的时候就产生了声调，那么“1”的音节结构原理， 即使对汉藏语言声调的起源恐怕也没有普遍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