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训诂学原本是一门显学。两千年来，探讨文化典籍解释的法门，研究汉语语义演进的规律，理论成果异彩纷呈，实践经验极为丰富，影响早已超越国境，以至没有读书人而不通习训诂学的。可是到了20世纪中期，训诂学却日益沉沦，其间既有政治强加的影响，也有学术自身的原因。待到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社会文化氛围里，训诂学终于复苏，重新活跃。可惜，这种局面过于短暂。就在80年代末，即有学者忧虑训诂学的前途；进入90年代，又有学者在文章中急呼：“训诂学衰落了！”然而，中国训诂学是不应该衰落的；这不仅由于它有两千年的显学地位与丰厚积累，也不仅由于它历来都是新学说、新思潮兴起的契机，而且还因为它在未来的中国文化、学术发展进程中，可以发挥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功用。那么，人们的忧虑从何而来、急呼由何而发、训诂学又该如何振兴呢？历史老人能给予启示。我们有必要立足于人文科学发展的前沿，重新回顾20世纪训诂学研究的得失，以便正确认识训诂学的应有地位，努力开拓训诂学的应有前程。 一、乾嘉时代训诂学的先期转变 回顾20世纪训诂学研究得失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这一百年里，训诂学的进程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历史渊源，则在清朝乾嘉时代。 人所共知，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常常以“经典文化”的形式呈现在社会和个人面前，为现时代提供各种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思想理论和知识系统。而经典文化，往往积存于民族的历史文献之中。富有使命感的读书人，总是根据现实的需要，解读历史文献，阐发新的意义，或用以号召，或施于教育，同时也使文化传统融入现时代并得到发展。我们中华民族更是在早熟的历史意识里滋生出尊重文化传统、崇奉文化经典的取向，因而特别重视解读历史文献。本来，“诂”是解释文献语言中的“单词”（主要是语境意义），“训”是分析文献语言中的“重语”（包括表达方式）；“诂、训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而传则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伸之。”而当“诂”与“训”在汉代组合成为“训诂”一词以后，则又包举了“传”的内容，“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参见孔颖达《毛诗训诂传疏》、马端辰《毛诗训诂传名义考》）这种概指对于历史文献解释的“训诂”，萌发于商周时代，兴起于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形成专门的学问，便是“训诂之学”。 中国训诂学是关于历史文献解释的学问。它源于以“述而不作”、寓作于述的态度解释历史文献的实践；它全面研究前人对历史文献的解释及其有关论述，探讨其解释目的，总结其解释方法，确立其解释原则，评论其解释效果，从中提炼出理论，建构起系统，以推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两千年的进程中，训诂学形成了“诂”、“训”、“传”相互结合、相互发明的解释体系；形成了“以形索义”、“因声求义”、“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得意忘言”等等解释方法；形成了由语言解释而心理解释而解释者之“意”与创作者之“志”相互融合、酿造新义的解释传统。它也衍生出了偏重文献解释与偏重词汇演变的两种研究，但这两种研究始终并不是分离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前者包括后者、后者归于前者，二者相互结合、互为表里，统一在文献解释之中。总之，就其主体而言，中国训诂学是基于文献解释的需要、沿着文献解释的方向不断发展的。 然而，到了乾嘉时代，学者对于训诂学的认识与取向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关键的人物是戴震。两百多年来人们一直公认，戴震为乾嘉时代的训诂学大师，是他将训诂学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峰。可是，他的训诂学主张与实践，却并未得到人们的全面理解、认同与继承。 根据我们的观察，戴震的训诂学具有自觉的挑战精神。他起于商家，幼为贾贩，长历饥寒，了解社会，自负使命，能透过太平盛世的繁华，直面清廷以文字杀人的残酷，痛感“后儒以理杀人”的悲哀，体认时代对学术的要求，批判“后儒”对儒家原典的曲解而主张重新予以正确的解释，高扬“解蔽”的旗帜而倡言“解蔽斯能尽伐生”，将自己的生命价值寄托在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以闻“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治道的事业上（《与某书》）。戴震的训诂学具有明确的解释模式。他反对“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闻道”的学风，有针对性地反复强调：解释经典，“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籍，辨言则舍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心”（《沈学子文集序》）；“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古经解钩沉序》）。这种解释模式以“离词——辨言——接心——闻道”相衔接，相贯通，层次分明，逐层上透；既重视语言解释和典制考证，又重视心理解释与视界融合，更强调在阐发新义的过程中使二者相互发明、有机结合。戴震的训诂学具有辉煌的解释成果，那就是以阐发新义为特色的《孟子字义疏证》。他晚年对自己的学术作过“盖棺定论”：“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与段若膺书》）。可见，戴震的训诂学理论与实践，是对传统训诂学的继承和发展。从这一角度看，章学诚说他“因承朱（熹）学之家法也”（注：《书朱陆篇后》，载《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是可信的。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章学诚以历史学家的敏锐指出：“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定，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性论》、《原善》诸篇（庆按：当包括其总结性著作《孟子字义疏论》），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因不知戴学者矣。”（注：《书朱陆篇后》，载《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而他所谓的“时人”，不但指与戴氏学术思想对立而为理学家的翁方纲等学者，而且包括对戴氏有知遇之恩并同为“汉学家”的朱筠、钱大昕等巨擘。江藩《汉学师承记》对此也有具体的记载。这足以说明，两千年来一直沿着文献解释方向的训诂学，此时却开始了深刻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