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的经学和语言学

作 者:

作者简介:
赵振铎,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文出处:
楚雄师专学报

内容提要:

汉代语言研究的发生和发展与经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奠定了经学在我国学术史上的统治地位。古文经学家特别注意语言文字的疏通,他们对准确理解经典下了很大的功夫,在汉代语言研究发展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不过,即使是作为古文经学集大成者的郑玄,其遍注群经的著作仍是为解经而作,虽然其中有很多有价值的语言学观点,但并未摆脱经学的樊篱。倒是汉代一些流传到今天的辞书,却不是为经学的目的而作,而是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属于语言学的范围了。如杨雄的《方言》、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都是已经脱离了经学范畴的纯粹的语言学著作。东汉时期,一些学者还利用注经的方法来为其它的古籍作注,如高诱注《战国策》、《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王逸注《楚辞》,赵岐注《孟子》等,里面都有一些有价值的语言学资料,其不是经学的附庸更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可以认为,早在东汉时期,我国已经有一批研究语言的著作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向着独立的语言学学科的道路发展了。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1999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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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语言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语言研究就开始萌芽。先秦诸子对语言问题的论述,《公羊传》、《谷梁传》里面对于语言结构的分析,可以和世界文明古国的语言研究媲美。而分类编纂的词汇《尔雅》出现也非常早,它不会晚于战国中后期,更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可企及的。

      我国古代的图书分类中,语言研究列在经学著作之内,作为经学的一个附类。《汉书·艺文志》如此,《隋书·经籍志》也是如此,因而不少人认为传统的语言学是经学的附庸,不算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这个看法很有影响,但它多少是值得商榷的。近世有学者提出,当语言研究摆脱经学附庸地位,有自己独立目的时,语言学也就建立了。汉代的一些语言研究符合这一要求,具有独立地位的语言学著作出现在汉代。

      一

      汉代语言研究的发生和发展和经学有密切的关系。

      汉朝共四百二十六年,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封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文化发达,是历史上一个盛世。

      刘邦建立了汉朝以后,在秦朝统治的基础上,政策有了一定的调整,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经过了几十年,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文化的要求也提上了日程。战国时期的几个重要思想流派都曾经受到统治者的提倡,他们彼此起伏。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最初黄老的“清静无为”很适合当时休养生息的政治倾向,因而占了优势。与此同时,皇帝也征召了一些儒者在宫中传授经典。到了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奠定了经学在我国学术史上的统治地位。

      汉朝初年征求遗书的时候,一些遗老靠记忆背诵了前代儒家经典,人们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把他们记录下来,这就是“今文经”。秦始皇焚书的时候,有些人把书藏在墙壁里面或者埋在地下,惠帝四年(前191年)明令除挟书之禁,于是一些儒家的经典先后出现。它们是用战国文字写的,被称为“古文经”。按理说,今文经和古文经本来只是书写的时候使用的文字不同,没有什么重大的差别,但是在那个时候却成了对立的学派,互相攻讦,争论不休。

      汉初的原始儒学在民间流传,它保持着质朴的特点,被称为“朴学”。汉武帝时,董仲舒把这种原始儒学加以改造,建立起了今文经学派。他们解经主要在于分章析句,所以有“章句”的名称。它们尽量把经书和当时的政治联系起来,强调“通经致用”,秦皇、汉武迷信方士神仙,使经学也蒙上了方士色彩和迷信意味。治《易》有了灾异一派,《尚书》的《洪范》可以察变,《禹贡》一篇可以治河,《诗》三百篇可以当成谏书来读,《春秋》可以断案决狱等等。到了后来,阐发微言大义,离经义越来越远,但是它们适应了那个时代政治的需要,受到皇帝和统治者的重视,被列为博士,西汉的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的。

      和董仲舒差不多同时有个孔安国,他是孔子的十二世孙,他能够读古文经,曾经受皇帝的命令为《尚书》作传,(注:孔安国的《尚书传》已经佚亡。今天看到《尚书》里面的孔安国《传》是东晋人伪托之作。)他还写了《古文孝经传》和《论语训解》,在古文经学的建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古文经的传本多为战国文字,不加解释就无法使人们理解,因而古文经学家特别注意语言文字的疏通,他们对准确的理解经典下了很大的功夫,在汉代语言研究发展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到了东汉初期,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斗争仍然非常激烈,但是古文经学不注重语言文字的缺点越来越显露出来。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曾经在京城白虎观组织儒生讨论五经异同,汉章帝亲自参加,并且用他的名义把讨论的概念写成定义,这本来是一次抬高今文经学家的会议,但是今文经学家只会总结章句,不会概括文义,最后这次编书的任务还是落到古文经学家班固的身上。班固总结了当时讨论的意见,写成了《白虎通德论》一书。

      西汉今文经学家多数是各专一经,甚至“或为雅,或为颂”,数人共治一经,他们解经支离蔓衍,不着边际,一部经书的解说多达百余万字,如治《尚书》的秦延君,用十多万字来解释《尧典》,开头的“曰若稽古”四字就用了三万字,一个人从少到老未必能够通读一经,这就决定了它们很难长久继续下去。

      在西汉时期,古文经学一直受到压抑,为了自己的生存,古文经学家们兼学今文经学,而且不主一经,学风质朴,使他们在与今文经学的斗争中,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班固的弟子马融,遍注《易》、《诗》、《尚书》、三《礼》、《论语》、《孝经》,还写了《三传异同》,他是皇亲国戚,具有优越的社会政治地位,对古文经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古文经学达到全盛的境地。马融的学生郑玄,遍注群经,成了古文经学集大成的学者。此后古文经学才压倒今文经学,出现了古文经学的一统天下。郑玄注经,兼采众说,不拘一家,取舍之间能够符合语言实际,对于语言研究的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应该看到,郑玄的注释是为解经而作,虽然他的著作里面有很多有价值的语言学观点。但是他还没有摆脱经学的樊篱,还不好把它们看成是独立的语言学著作。

      二

      汉代一些流传到今天的辞书,它们不是为经学的目的而作。尽管它们的作者都读过经书,对经学有一定的素养,但是他们的撰述超出了经学的范围,不是专门为了解经。这些著作可以看作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而属于语言学的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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