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态度是人类语言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常常通过语言使用来体现；而语言使用，又往往给语言能力的大小以决定性的影响；语言能力转而影响到人们使用语言的频率，通过使用语言的效果，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们的语言态度。 语言态度本身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区分：首先可以分为感情方面的和理智方面的两类。感情方面的语言态度，指的是说话人或听话人在说到、听到某种语言时，在情绪、感情上的感受和反应，它常常是十分自然甚至是不自觉地、下意识地出现的。这类态度，往往密切联系于说话人或听话人从小成长的语言环境、文化传统乃至个人生活上的特殊经历，比如曾在通用某种语言的地区生活多年，或是曾经遭遇的某个愉快（或不愉快）事件与某种语言有关等等。理智方面的语言态度，指的是说话人或听话人对特定语言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地位的理性评价。这种态度表面上是主观的，但在实际上，不能不受社会舆论的影响。理智的语言态度，当然主要取决于特定语言在使用中的功能，以及它可能附加给说话人以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把语言态度分为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个人的语言态度，指的是说话者或听话者个体，对上述两个方面的态度；而社会的语言态度，则指的是整个社会，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反应和评价。虽然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自存在，个人不能不受社会的影响，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个人的语言态度，也有可能与社会的语言态度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由于语言态度在语言生活这个大圆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各国政府往往通过一定的语文规划，力图对其施加影响。因此我们又可从是否有政府的有意干预，而把语言态度区分为上加（即有政府法令为强力后盾）的语言态度，和下加（由社会自然形成）的语言态度两类。当然，上加与下加也是相对的，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政府的语文规划，不能不考虑社会的意愿；而政府的态度，又往往会对社会的语言态度施加强大的影响。 语言态度、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所构成的这个互相扣得很紧的大圆环，从共时的平面上看，甚至很难断定到底是谁先影响了谁，而只能看到它们之间互为因果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条件下，才能找出这个圆环中起决定作用的环节，并探讨它与其他环节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新加坡的华人社会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研究对象。 新加坡是一个面积仅有620多平方公里的岛国。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全国共有人口2,705,115人，其中华人2,102,795人，占总人口的77.7%；马来人382,656人，占14.1%；印度人190,907人，占7.1%；其他民族28,575人，占1.1%。新加坡自1819年以来就是英帝国的殖民地，二次世界大战时又曾被日本占领，1959年成为英国属下的自由邦。1963年结束英殖民统治，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两年后脱离联邦，建立了共和国。基于上述历史、地理的条件，在1950年以前，中国大陆沿海一带的移民，一直是新加坡华人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岛内华人的母语主要是闽、粤、客家等汉语方言。岛内马来人主要说马来语；印度人也通用多种语言，但以说泰米尔语的人居多；其他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则以英语、马来语为主要交际工具。新加坡在殖民地时代，官方语言就是英语。独立之后，政府规定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为官方语言，但英语是法定的行政管理、学校教学语言，享有一家独尊的特殊地位。新加坡政府之所以选择过去殖民者的语言为第一官方语言，主要是岛内没有任何一个人数较多的民族以它为母语，用它作为主要的官方语言，可以显示其无所偏袒的公平态度，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另一方面，又可通过它继承长期以来的行政管理所需的各种语文传统，并能继续保持与西方社会的密切联系，便于吸收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 新加坡政府在独立之后所采取的另一项引起世人关注的政策，便是在全国推行双语教育，各族人民在把英语文作为第一语文来学习的同时，还需把本族语文作为第二语文来学习。对于华人来说，汉语方言不可能作为第二语文，因此，首先在全体华人中，大力推广华语。所谓华语，其实也可说是汉语普通话在新加坡的一种变体。根据我在新加坡的亲身经历和新加坡国内外一些学者的最新研究，都认为新加坡的华语，无论在语音、词汇还是语法方面，和汉语普通话均存在一些差别。新加坡政府不选择当地华人中最流行的某种汉语方言作为华人的共同语，而偏偏选择了当地很少有人以它为母语的华语来推广，其原因颇有点类似选择英语为第一官方语言。上面已经提到过，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大多是中国大陆沿海一带的贫苦农民、渔民或手工业者，他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不掌握中国的“官话”、“国语”和后来的普通话，主要使用自己的方言。在殖民地时代，使用方言也是他们抵制殖民者的同化政策，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主要方式之一。那时，各个同姓的宗祠和各地的同乡会不单是各姓氏、各地区华人互助共济的组织，而且也是他们的代言机构，并在调解纠纷、办学兴教等社会自治、公益事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组织不但在居民的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威望甚高，即使行政当局也不能完全无视它们的意见。在这些宗祠和同乡会中，使用的自然是各自的方言。为了与不同姓氏、特别是不同地区的华人交流，新加坡的华人大多能说一两种乃至三四种、甚至更多的方言或语言。新加坡独立建国之后，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把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消除狭隘的宗乡观念，而代之以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为此，就不能不选择一种可以不偏不倚、显示其一视同仁的共同交际工具。符合这一条件的只有华语。另一方面，华语是在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上，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都有标准、规范的语言；它不但是中国大陆汉民族的共同交际工具，也是世界华人通用的、被联合国规定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这些都是闽语、粤语或任何其他汉语方言所不能比的。所以新加坡政府在华人中大力推广华语，力图以它去代替五花八门的方言。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新加坡华人对待当地通用的各种语言是什么态度呢？由于新加坡通行的汉语方言数目太多，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加以分析；我们现在就把所有的汉语方言归并成为“方言”，与“华语”、“英语”相对，进行研究。 新加坡华人对待当地通行的各种语言的态度，可以从我们所作的一项社会语言调查中得到说明。（注：本论文的统计数字是陈松岑、徐大明所作“新加坡华人语言态度与语言使用情况调查”(1996)正式开始前，较小规模的探索性调查材料的一部分。它们来自对两所中学、两所小学（分别为两所英校，两所华校）学生家长所填写的问卷中的部分内容的统计。）我们为调查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设计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