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汉语教学迅猛发展，新观念、新教材、新方法层出不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局面，举世瞩目。在众多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有关“如何在语言教学中导入文化教学”的学术讨论，最为世界各国汉语教学界所关注。在国外同行看来，国内专家学者对此热门课题的争论焦点始终集中在三个关键性的问题上：首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究竟是指什么？其次，如何通过各种教学手段使汉语和相关文化有机融合，以便使外国汉语学习者通过语言习得而习得文化？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较为完整，较为系统化的理论框架来指导语言文化教学的实践？ 本文试图以西方语言文化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过程为主线，剖析西方国家汉语教学所受各种模式的影响，从而使国内同行了解国外的外语教育工作者是如何设法解答他们所共同关心的上述三个问题的，以期得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的。 二 地域语言文化兼并教学模式 在西方各国，汉语作为一种外语的教学历史并不很长。比较而言，也常被列作较小语种的一类。就如何将汉语与相关文化融合的教学而论，并没有自成体系，基本上是沿袭其他语种，特别是欧洲语言教学形成的总体模式。据文献记载，西方对外语教学中文化的重要性的认识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由美国现代语言协会起草的一份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欧洲文化应作为欧洲语言教学的一部分。在此之前，1889年出版了一本很有名声、影响颇深的指导教师和学生如何教好学好外语的著作，对文化部分只字未提，似乎文化与语言教学毫无关系（Stern 1983:263）。 引起这种从无到有的转折的根本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刺激了西方各国对别国语言文化的兴趣。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培养与训练掌握外语，了解外国文化的人才更成为当务之急。最为明显的是，在英国的许多大学内，新建了“地域学”（Area Studies）。外语不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与有关某特定地区的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和文学等学科共同组成一种跨学科的群体（ Hall 1974：12）。这是第一次将地域文化和语言公开兼并的尝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社会学和人种学的研究范围内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因而直接影响到外语教学。这种影响没有否定或削弱将地域文化和语言兼并教学的主张，与此相反，进一步扩大了文化教学的范围。文化的定义从“大写字母C 文化”扩展到“小写字母c 文化”：前者指“人类文明成果和对文明所作的一切贡献之总和”；后者指“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风俗习惯和传统等等。”（Allen and Valette 1977：325 ）这种文化定义的扩大既保留了文学等学科的重要位置，同时又让新兴的社会科学也在“地域学”中占一席之地。 总的来说，美国的汉语教学基本上一开始就模仿了这种语言和文化教学相结合的形式。在美国的许多大学里，汉语课程不是设在独立的中文系，而多设在“东亚系”。汉语课程也如其他东亚语种一样，与东亚地区的文化科目相辅相成。这种模式在北美、欧洲与大洋洲也被广泛地采纳。汉语教学是紧密地与汉学联系在一起。学生选修汉语并同时从事某个领域的汉学研究。特别是文学，在高年级的课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地域语言文化兼并教学的模式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文化教学的明朗化与公开化。语言课程的设置必须考虑到相关的文化部分，有计划、有目的地使语言文化教学相辅相成。第二是文化的范围由传统的“大写C”文化扩展到“小写c”文化，尽管如此，文化的内容都是作为明晰的知识加进语言课程的。本质上来说，这种将语言与文化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是“兼并”，而不是“融合”。 将语言与文化兼并教学的做法有许多有利之处。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外语教学项目都有时间限制。文化包罗万象，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在教学中理所当然地要考虑其可行性，选择适当的文化内容才可能行之有效。将文化作为知识来处理，并通过学科明确地表现出来，既利于时间上的统一安排，也大大减少学生在接触外国文化的学习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困惑和误解。文化作为知识的观念也有利于建立一个教学框架，使各种各样教授文化知识的方法与技巧能够得到发挥。 但是将文化作为知识，通过相关学科来从事文化教学的作法也存在着许多缺陷。文化作为知识并不是什么都可以通过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加以描述的。许多部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各种学科而言，包含文化知识的明晰度也是不尽相同的。例如文学与历史，其反映的文化知识对每个学习者来说，并不是同样明晰的。由于文化知识是“加进”而不是“融入”语言教学，尽管我们在理论上，承认语言文化不可分割，在教学实践中却“分道扬镳”。因为文化课未必一定要用目的语来教授，可以用学生母语来教。这样的做法会给人一种印象：“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是泾渭分明的两种不同知识，而一种知识的获得未必依赖于另一种知识。”（Davies 1989:99）这种用静止的观点看待语言和文化关系的作法很容易导致人们忽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为解决这种模式的局限所导致的问题，西方各国汉语界的同行从两个方面着手改革课程设置。一方面更新与语言教学组合的各种文化科目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力求用汉语作为教学媒体，即使用汉语来教授相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