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世纪之交，总结修辞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并对21世纪修辞学发展作一前瞻，笔者以为很有必要。为此，不揣浅陋地提出管见，希望引起更多志同道合者的兴趣，深入探讨这一课题，以期对我国修辞学在下一世纪如何发展，能起到参考作用。 一 汉语修辞学和西方修辞学发展均有数千年的历史，有不少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历史经验林林总总，比较重要的似有以下几点。 1.社会需要是修辞学得以迅速发展的动力 笔者在《中国修辞学通论·总论》中曾经强调指出：“千百年来，有关的修辞研究，就是在不同社会的需要推动下，由萌芽到发展再到不断成熟的。”（注：郑子瑜、宗廷虎主编《中国修辞学通史·总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古往今来，社会需要推动修辞学发展的史例颇多。 例如，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诸侯割据，战乱迭起，兼并频繁。当时的统治者从自身政治利益出发，需要知识阶层“士”的帮助，需要他们施展说服、雄辩等才能，首先在外交活动中推行富国强兵的谋略。同时，由于不同流派、不同学术观点争鸣的需要，诸子百家无不重视舌战和笔战。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修辞手法的妙用，于是，相应的修辞理论随之问世。 再如，古希腊时修辞学之所以能诞生，是由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西西岛（今意大利南部）上的寡头政治被推翻后，建立了民主政体。流亡国外的人们纷纷归来，借助于诉讼，提出归还土地和财产的要求，于是法庭论辩应运而生。同时，民主政治也需要演说家来宣传和阐述政治观点。修辞学就随着法庭论辩和演讲的盛行而发展。这时的修辞技巧主要从论辩和演讲中归纳出来。 又如，我国五四运动时，文言文被否定，白话文得到大力提倡，但白话文究竟怎样运用，白话文修辞究竟怎么“修”法，还没有人总结过规律。这时，社会迫切需要修辞学回答上述问题。不少研究者看到当时社会的需要，竞相撰写修辞学教材和专著，在大、中学开设修辞学课程，以此来传授修辞学知识，于是，现代修辞学遂告诞生。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可见只有社会对修辞学形成了需要，修辞研究才能发展。而某些时期这种需要尤为迫切，修辞学若能及时跟上社会的步伐，回答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时修辞学的进程也就更为迅速。因此，怎样适应社会需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需要），这是修辞学能否迅速发展的关键。 2.中外文化的碰撞交融促进了修辞学的迅速发展 我国历史事实还一再证明：中外文化在碰撞中促进了修辞学的发展。 例如，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再至唐初，印度佛教和梵文传入中国，中外文化不断发生碰撞。中国学者发现汉语的四声，创立四声说，《四声谱》等著作相继问世，从而促进了汉语声律音韵修辞的发展。其原因之一就与佛教徒转读佛经时，依梵文声之高低分别为三声的影响密切相关。 现代修辞学的诞生更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晶。从本世纪初开始，西方和日本的文化陆续传入中国，一批日本和西方的留学生，将外国的修辞学理论和体系引进来，对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起到很大作用。这时，西方的语言学、文学、美学、心理学、逻辑学原理的引进，对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发展，也带来了较大的启示。与此同时，另一些学者为了大力提倡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修辞学传统，并以自己的论著与上述学者的著述相抗衡，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掀起了新派修辞学和旧派修辞学的激烈抗争，中外修辞学说于是发生了强烈的碰撞。以陈望道为代表的“古今中外派”主张熔古今中外修辞学遗产于一炉，立足于汉语实际，在继承和借鉴前人遗产的基础上坚持创新，积十多年的辛劳，精心推出了力作《修辞学发凡》，被学术界公认为我国现代修辞学史上的里程碑著作。在《发凡》的推动下，我国现代修辞学在30年代就呈现了繁荣景象。 80年代以来，西方的修辞学、语用学、语义学、话语语言学、大众传播学和文学、美学、心理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学科的理论，相继为我国修辞学研究者所吸取，在重视继承华夏古代优秀遗产的基础上，我国修辞学的多个不同领域，如修辞学理论和体系、修辞方式和技巧、词句篇章修辞、修辞学史、语体风格等众多领域，先后涌现了一批论著，从而在总体上显示了中国修辞学的第二次繁荣。 其实中外文化碰撞时，不仅外国修辞理论影响到我们，中国文化也能对外国修辞学起到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例如唐代时，日本僧人空海大师到中国学习数年后，将六朝及唐代一批文化典籍带回日本，并据此与日本文化相结合，写成了《文镜秘府论》。空海大师被推崇为日本修辞学的开山之祖。 综上所述，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中外修辞学说碰撞交融，研究者对于历史经验兼收并蓄，修辞学才能迸发出耀眼的火花，焕发出勃勃生机。 3.充分认识修辞学的性质特征和研究方法 由于修辞学是研究言语交际即运用语言过程中说、写、听、读的规律和技巧的，说写者和听读者的语言学基础、交际知识、文学修养、审美水平、心理状态、逻辑思维能力等文化综合修养，都会对交际效果产生很大影响。这就决定了修辞学跨学科的性质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