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

      被动式问题历来是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重点。王力（1958）认为，“具有结构特点”的被动式才是“真正的被动式”，在先秦汉语里就是“于”字式、“见”字式和“为”字式。王先生的观点影响很大，自那以后，语法学界所谓古汉语的被动式，一般就是指此三式。

      我们把这三种“被动式”放在整个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中重新进行考察，通过考察，不仅对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而且对“于”字式、“见”字式、“为”字式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我们认为，把“于”、“见”、“为”看作被动式的“结构特点”，依然是用西方语言的“形态”观念比附汉语的产物，是基本脱离先秦汉语实际的。据我们研究，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可分为“意念句”、“遭遇义动词句”和“指称句”三大类。下面逐一说明。

      一 意念句

      这是汉语受事主语句最基本、最古老的一种类型，从甲骨文到现代汉语，一直都使用。这种句子完全靠语义限制和语境限制确定被动关系，动词本身无任何形态标志。略为提示几例：

      （1）辛丑卜，衍：黍登辛亥？十二月。（《殷虚文字缀合》62）

      （2）a.己酉，王才，其易贝。（《四祀其卣》）

      b.王睗乘马，是用左王。（《虢季子白盤》）①

      （3）君伐，焉归？（《左传·昭公十年》）以上表被动意义的各例，动词均没有任何形态标志。尤其是例（2）的a（被动）和b（主动），句式完全一致， 如果不靠语境限制和词语的语义选择限制，我们是无法分辨何为主动、何为被动的。

      有时，为了表达的需要，可以在表被动的动词后面引入施动者。比较以下三例：

      （4）赵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 （《韩非子·饰邪》）

      （5）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陈涉，地夺诸侯，何嗣之所利？（《盐铁论·结和》）

      （6）然兵破於陈涉，地夺於刘氏者，何也？ （《汉书·贾山传》）。以上三例主要部分基本相同，区别在于，例（4）是简单的意念句， 例（5）、（6）则是在例（4）的基础上加上了施动者。例（6）动词与施动者之间有介词“於”，例（5）则无。

      “于”的介入，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在最早，施动者的出现是不用“于”为介的。例如：

      （7）我吏其方？我吏弗其方？

      贞：方其我吏？

      贞：方弗我吏？（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69）刘翔等（1989）在解释这一例时指出：“同一内容，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句式，后两句是问方（国）会不会加害于我（商）的使者，是主动句；而前两句则是问我（商）的使者会不会被方（国）所害，‘方’就是‘于方’，虽然没有用介词‘于’，但施动者出现了，其被动的意念非常明显。”再如：

      （8）颂其万年寿，臣天子。（《颂壶》）

      （9）（舜）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尚书·舜典》）

      （10）舜臣尧，宾于四门。（《左传·文公十八年》）

      （11）比干剖心，孔子拘匡。（《荀子·尧问》）

      （12）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赵之为蔽於南也。（《战国策·燕一》）以上各句，意思依次是，“颂（人名）永远做天子的臣下”（，永远）；舜受四岳群牧的觐见；舜向尧称臣（比较“晏子臣于庄公”（《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孔子被匡人所拘；燕不受寇、兵的侵害。动词臣、觐、臣、拘、犯、被皆表被动意义。

      至西周金文，这种句子的动词与施动者之间开始有了“于”（以下讨论也包括“於”），例如：

      （13）保侃母易贝于南宫。（《保侃母》）

      （14）鬲易贝于王。（《鬲尊》）这就是所谓表被动的“于”字句，其“于”字被认为体现了被动句的“结构特点”。然而，从上面的论述可明显看出，这个“于”并不负担任何“被动”信息，它的任务仅仅是介绍出施动者。在它出现以前，句子已是被动义了，而且施动者的出现最初并不依赖于它，以后也不是绝对依赖于它。说这个“于”并不表被动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它还可介引出受事者，句子形式与“被动句”一样，句意的理解只是靠语境限制和词语间的语义选择限制。这种句子先秦并不少见。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