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ov（1966）对纽约话的研究表明， 不同的发音可以划分成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反映了说话人的社会阶级背景。这一发现是迄今通过分析不同社会阶级、不同年龄组的人们音位变异，对语音变化所进行的最为系统的量化研究结果，他所提出的许多概念和方法被广泛地应用到对其他语言社区的研究中去。例如 Trudgill（1972，1974，1988 ）的研究。揭示了在语言变量与说话人的社会阶级和性别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情况下，社会阶级身份高的人使用的语言近似于标准变体；女人较男人更多地使用标准语言；人们的语体变化趋向于标准语体。在过去30年中，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在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社区中不断开展，许多早期研究提出的原则、方法也随之不断地被补充修订。本文就近几年来社会语言学家，特别是变异学派（variationists ）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及研究现状进行讨论。 一、社会阶级作为说话人的变量 在上述有关语言变异研究的简述中，对社会阶级变异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堪称卓著。但对语言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对语言结构是社会结构的编码之外的问题，这一研究却很少涉及。以此类比，传统的方言研究与社会阶级变异研究的成果之间也呈现类似情况。前者的成果为语言特征地理分布图，后者的成果为语言变量的社会经济地位。Milroy（1987／1995）指出，社会阶级，作为一种抽象、代行变量，包含了其他许多相关的特性，如：生活方式、态度、信念和具有的财富、权力、声望的状况等。 这种观点与 Bourdieu（1984）有关独立和非独立变量之间的关系的论述相似。Bourdieu认为，社会阶级（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这种特性当作名称来划定群体往往会掩盖性别、年龄、种族等其他所有的二级特性（secondary properties）产生的影响。但如果把这些二级特性用来解释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而不把社会阶级所涵盖的相关的代行变量予以展开，这种解释是不会令人满意的（Milroy 1987／1995：101）。 迄今为止，社会语言学家们为了进一步揭示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在更为具体、深入的层次上对社会变量进行了研究。 Milroy （1987）把语言变异的研究与说话人的社会网络特征联系起来。虽说她并不是首先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中采用社会网络这一意念的学者（Blom and Gumperz 1976），但在了解变异模式、 语言变化及方法论等语言变异的研究中毕竟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社会网络所具有的维护语言规范的能力，网络连接关系的强度成了语言使用模式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料因素。据此，语言的标准变体尽管在全世界享有声望，但由于土语对紧密连接网络的语言规范具有强化作用，也可享有地方声誉。连接松散的网络有助于语言变化， 而紧密网络则可能阻碍或摈弃语言变化。 Bortoni-Ricado（1985）在巴西巴西利亚市农村移民城市化的研究中，证实了网络特征是一种有力的分析手段。就其方法论而言，网络研究与大型社区的调查研究不同，它还结合了民俗学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可以使研究人员通过仔细观察当地人们的日常活动，注意在他们之间物品和服务是如何进行交换的，网络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如何分配的等等现象，发现语言变量的社会意义。民俗学在语言变异研究中的应用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却往往被大型社区的调查研究所忽略。 还有一些研究者采用了语言市场（linguistic market ）的概念来解释变异模式。此概念源于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1977，1984，1991）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语言市场可一般定义为场所（site），如：教育、劳动力市场、 上流社会等等。 在这个场所中， 语言是象征性资本（symbolic capital）的一种形式，与经济资本相同也可以产生象征性利润（symbolic profit）。在分析变异数据中，Sankoff 和 Laberge（1978）首先把这一概念作为指数用以具体测量说话人最广义的经济活动对他们使用合法化语言（legitimized language）的要求，以及这些活动与他们使用合法化语言能力的相关性。合法化语言系指标准语言、尊贵语言、有教养的语言等。Sankoff 和 Laberge 对他们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调查研究中法语数据的分析证明，在教育水平、年龄、性别变量中，语言市场这一指数最具解释性。但后来的研究发现其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Wooland（1985）便以其对西班牙巴塞罗那研究的结果， 批判了 Bourdieu 在语言变异研究中完全结合语言市场的观点，以及他过分强调正规教育机构在建立语言权威及霸权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尽管 Castilian 话在社会各机构中处于主导地位，Catalan话的使用……却非常明显地受到了来自Castilian话和Catalan话受话人共同的正面评价。人们的评价是，同一说话人在讲有地域范围的Catalan话时，比他们讲Castilian官话时听起来更为聪明、有文化教养、 有领导者的风度、自信、工作勤恳。（Wooland 1986:741） 她把其中的原因归咎于佛朗哥统治时期未能建立国家的权威，尤其重要的是，未能建立 Catalan 人对区域经济的主宰。此外，基于Labov（1972a），Milroy（1987）和Gal（1979）对土语社区社会语言学现实的研究，她剔除了 Bourdieu 关于在私人市场中也不存在对应合法化语言（counterlegitimate language）的思想，指出其他土语市场是存在的，在这些市场上互相竞争的价值观念和强大的社区压力对非官方语言的使用是推崇的。 Bourdieu 关于语言市场论述的另一个问题是， 他把主导语言理所当然地视为统治阶级的语言。但 Haeri（1996）所描述的开罗市的社会语言学现实说明，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关系。她发现开罗市的上层阶级（如：外交官和医生）既不最懂埃及的官话——古阿拉伯语，使用得也不最多。Bourdieu强调教育制度对传衍官方语言的价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她对此也提出了异议。在埃及、不同的教育体系控制着不同的劳力市场的进入，这些市场创造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语言价值。公立学校为古阿拉伯语创造价值，而私立学校则为其他语言创造价值。上层社会成员大多数在私立学校或国外学校接受过教育，他们的职业范围包括公司、医疗、电视广播、国际金融机构、影视业等。通过这些与外界最易接轨的市场，埃及进入资本主义国际市场，而在这个市场中，货币语言（languages of currency）不包括古阿拉伯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