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文要讲一个我们还知之甚少，但很重要又很诱人的题目，这就是，我们应该重视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发掘与研究。说其重要，是因为这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学科的建立，都有其历史渊源，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经过很长时期的积累、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才成熟，成为一门科学。比如，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从建立到现在还不到二百年，但是人们对语言的研究却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前面两千多年的积累和发展，语言学也不会突然出现。对外汉语教学也如此。对外汉语教学形成学科，那是很晚近的事。但是这不等于此前没有对外汉语教学。事实是，对外汉语教学也已经存在了一两千年了，它也是在不断地发展。正是因为有了长期的积淀，它才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趋于成熟，发展成为一门新型的学科。今天社会上仍然有许多人不承认对外汉语教学是一个学科，甚至一些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同志，也没有建立起学科意识。他们认为我们说对外汉语教学是一个学科，是故弄玄虚，是出于某种实用的目的。这种观点，恐怕就是不了解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所致。问题是，我们自己对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也还是一片混沌，缺乏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我们可以看看现有的各种学科，哪一个没有自己的历史？有史有论，是一个学科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近二十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在“论”的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史”的方面，显得十分不足。到目前为止，还只有一些很零散的记述。因此，我们应该改变这种状况，尽快地开展起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 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主要的目的还不是为了使别人认可，而是为了弄清楚对外汉语教学在历史上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这中间有哪些有规律的东西，有哪些经验教训，有什么可以继承的遗产。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现在，无论中外，一说起外语教学，一说起外语教学法，都是西方的，好像东方——中国就没有外语教学，就没有外语教学法。西方人写的外语教学历史，从来不包括东方的，当然也不会讲到中国的。我手头有两本外国人写的外语教学史。一本是加拿大人写的《语言教学2500年》，一本是美国人写的《外语教学简史》。两本书都是从古希腊罗马写起，却没有一个字是写东方的。这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作者是不了解东方。一些正直的学者很为此而遗憾（如英国社会语言学家Hudson）。我们不能排除有些作者对东方，对中国抱有偏见。可我们自己呢？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也缺乏研究，所以说起外语教学法来，也都是把外国人的东西拿来。那么，是不是我们自己没有值得研究的东西呢？就是从很零散的材料看，并非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也是填补西方人写的外语教学史的空白，说得更重一些，可以打破某些西方人对中国，乃至对东方在外语教学上的偏见。我们应该有这个志气。 二 上文讲过，我们对于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了解还很少，掌握的资料还很零散。有的同志曾经对这些资料进行过一定的梳理，但远远没有形成规模，更没有成为体系，研究方面还没有起步。我在这里提出一些思路，期望引起同仁的兴趣和重视。 1.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从汉代开始，一直没有中断。发展的路子似乎有两条：一是学校教育，一是宗教的传播。 外国人到我国来学习汉语汉文，汉代就已经开始。付克先生（1986）在《中国外语教育史》中讲到东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时专为功臣樊氏、郭氏、阴氏、马氏的子弟设立学校，称为“四姓小侯学”。由于这所学校聘请的教师水平有时甚至超过当时的太学，名声很大，传到国外，引起外国人的羡慕，“亦遣子入学”。至于唐代，外国留学生就更多了。据记载，唐代的外国留学生都被安排在国子监的国学馆（国子馆、太学馆、四门馆、书馆、律馆、算馆），既学语言，又学文学及其他专业，学制是6—9年。唐代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高峰时期。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以后各朝。比如元代的蒙古国子学，是专为蒙古人和色目人办的。色目人包括很广，其中很多应该说是外国人。再如清康熙二十八年（1690）开始在北京国子监设俄罗斯学馆，接受四名俄国留学生，学习中文。经过雍正，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俄罗斯学馆一直有学汉语的俄罗斯留学生，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俄国著名的汉学家。 除了中央政府之外，一些外国人聚居的地方也为外国人办学。如唐代宣宗大中年间四川节度使韦皋就在成都办州学专收外国人子弟，“授以教育”。南宋时广州、泉南办有番学，而且其他学校也向外国人开放。那里甚至也有高丽学生学习。 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跟宗教的传播有很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还是后来的基督教在我国的传播，都对对外汉语教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佛教是先由印度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不管是到中国来宣传佛教的印度等国的僧人，还是来中国学习佛法的朝鲜、日本僧人，都要首先学习汉语。对各国僧人的汉语教学，与政府办学教外国人汉语几乎是同步发展的。我们知道，自汉以来各朝各代都非常重视佛经的翻译，而参加译经的有不少是外国的高僧。他们在参加译经之前都要学习汉语，这是可以想见的。如果我们翻看一下《高僧传》，就可以发现许多外国高僧的小传中，多有“不久即通华言”“渐习华言”“又精汉文”“精汉文及梵文”等语。马祖毅先生在所著《中国翻译简史》中介绍外国在华译经的僧人时也提到他们学习汉语的情形。如东晋时的鸠摩罗什（公元350—409），印度人。前秦皇帝苻坚派吕光去接他来华讲法，不料中途朝廷生变，苻坚被杀。吕光就把他劫持到凉州。吕光称王后鄙弃佛教。鸠摩罗什传教不成，但却学会了汉语。他在凉州居留了十五六年，才被迎到长安去译经。还有一位昙无谶，是西域人。匈奴酋长沮渠蒙逊请他译经。他因不懂汉语，没有立即答应。他学了三年汉语，才开始译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