寝孳方鼎和肆簋

      1981年，在山西曲沃曲村的西周墓中出土了一件商代方鼎，其铭文与研究商末年代有重要关系，业已受到学者的注意。1984年，张颔先生为纪念于省吾先生，撰写了《孳方鼎铭文考释》一文，对该鼎作了详细的论述（注：张颌：《孳方鼎铭文考释》，《文物季刊》1990年1期；又《古文字研究》第16辑，后收入《张颌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这篇论文在《文物季刊》发表时，附有铭文摹本；在《古文字研究》刊出时，则有铭文拓本和器物照片。同年，该鼎在故宫博物院“全国出土文物珍品展览”陈出，展览图录收有其拓本及彩色照片（注：文化部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全国出土文物珍品选（1976—1984）》169，文物出版社，1987年。）。

      这件方鼎高25.5厘米，口长19.5厘米，宽16厘米。立耳，小折沿。口沿下饰鸟喙的夔纹带，腹饰内卷角、下卷尾的饕餮纹，有八道扉棱。平底，长柱足。足上部饰阴线的云纹及重叶纹。铭文在内壁上，共四行二十七字，于相对的内壁上，另有族氏两字。现将两处铭文合写如次：

      甲

      

      （孳）商（赏），用乍（作）父亲彝，才（在）十月又二，遘且（祖）甲日，隹（惟）王廿祀。干。

      同此鼎形制、纹饰酷似的，有现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小臣缶方鼎（注：《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上），一二一，文物出版社，1985年。铭文拓本见《三代吉金文存》3，53，2。）。后者的不同处，只是腹略深些，扉棱有简单突起，饕餮纹侧有明显的倒夔。考虑到商周方鼎腹深逐渐变浅的趋势，小臣缶方鼎可能略早一些。

      我曾说明，“小臣缶方鼎的重要，在于它是能与殷墟卜辞直接联系的少数青铜器之一。”小臣缶即侯缶，屡见于黄组卜辞（注：李学勤：《小臣缶方鼎与箕子》，《殷都学刊》1985年2期。）。 比小臣缶方鼎的年代略晚的寝孳方鼎，也应与黄组卜辞相当而属于商末。

      寝孳之寝系官名，当为管理宫寝者，类似《周礼》的宫伯（注：李学勤：《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3期。）。 其族氏曾见金文著录，参看《金文编》附录上365。

      寝孳方鼎宝贵之处，是有明确的年祀月日和周祭，即廿祀十二月甲子遘于祖甲日。研究甲骨文历日的都了解，自40年代以来，董作宾、陈梦家、岛邦男、许进雄等先生皆对周祭有所讨论，近年常玉芝先生的《商代周祭制度》一书（注：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所论尤为详密。常书有一个重要论点，就是甲骨文、金文的廿祀周祭可分为三个系统，也便是说分属三个王世。商末三个王均在位二十年以上，这已经是很有影响的意见，如果寝孳方鼎再增加一个系统，那更令人骇异了。

      按殷商王系，廪辛、康丁两王乃是兄弟（汉人传说是孪生），其后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四世父子相传。黄组卜辞及与之相应的金文，过去认为属于帝乙、帝辛，现在经过研究，可能上延至文丁，但拉到武乙是不可能的。因此，廿祀周祭最多分属三个系统，不好分作四个系统。

      常书王廿祀一谱，根据黄组卜辞《前编》3，28，4+《续编》6，1，8+《续编》6，5，2，与之相合的有《前编》2，14，1+《前编》4，28，1与《前编》2，14，4。前一例称“王廿祀”，后二例则作“王廿司”，“司”古音心母之部，“祀”邪母之部，故相通假。此外，《前编》2，14，3也有“王廿司”，但无月份，亦可附属于此（注：常谱附列宰椃角，但角铭有不同解释。）。此谱十二月止于祭阳甲，且无甲子日，故同寝孳方鼎不能相合。

      常书王廿祀二谱，根据黄组卜辞《续编》2，1，3，《合集》37865（两片同文），与之可以相合的有《续编》1，25，9（《簠室》帝115）。三例均称“惟王廿[祀]”。此谱十二月止于祭羌甲，也无甲子日，不合于寝孳方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