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出土文献，是指考古遗存所得的甲骨文、金文、玉石文、陶文、玺文、货币文、简牍文、帛书等商周两汉文字资料，以及晋唐碑刻、敦煌写卷、吐鲁番文书等。史籍载，汉时已有古文经书和前代有铭青铜器的发现（注：参《汉书·艺文志》、《论衡·案书篇》、许慎《说文解字·叙》。），这是有关出土文献的最早记录。上世纪末以来，大量甲骨、青铜器、简牍、帛书等文献资料纷纷重见天日，新发现带来了新学问。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哲学、历史学、语言文字学等领域都十分重视出土文献的学术价值，坚持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证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甲骨学、敦煌学已经成了世界上的显学。关于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裘锡圭先生曾经作出很好的阐述。（注：裘锡圭：《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中国语文》1979年6期。 ）五十年来新发现古文字资料对古文字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曾师经法先生尝就此加以周详论述。（注：曾宪通：《四十年来古文字学的新发现与新学问》， 《学术研究》1990年2期；《近五十年来古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在日本中国语学会1996年年会上的讲演（大阪，关西大学）。）本人不自量力，想在这篇小文对十年来利用出土商周两汉文献研究古汉语音韵、语法、词汇的情况作一概述，而敦煌写卷、吐鲁番文书可以划入近代汉语研究的范畴，这方面的成果暂不入于介绍之列。 一 有关音韵方面的研究。十年来，既有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上古某一历史阶段的音系，也有只研究某一类声纽或韵部的分合演变。赵诚先生探索过商代音系（注：赵诚：《商代音系探索》，《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年。）。郭锡良先生将商代甲骨金文中已为专家确释的1000多字置于周秦音系之中，进而考察它的分布特点，并上推殷商音系，构拟出声母19个、韵部29个（包括阴、阳、入三大类），每个韵部只能分开口、合口各二等，最多四个韵母，声调可能跟周秦时代相同。（注：郭锡良：《殷商时代音系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6 期。）陈代兴则把900余已识甲骨文纳入中古41声类和王力先生30 韵部的框架中，从而得出如此结论：殷商时代单声母17个，复声母10个，韵部5类15部，入声韵不独立，无后代平上去入四声之别。 （注：陈代兴：《殷墟甲骨刻辞音系研究》，《甲骨语言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3年。）结论与郭说略有出入。 八十年代初，余逎永曾有《两周金文音系考》之作（注：余乃永：《两周金文音系考》，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80年。）。郭锡良又据《汉语古文字字形表》西周一栏新增金文录出672 字，审定它们在《诗经》音系中的地位，并同殷商甲骨金文的分布情况作对比，从而得出西周金文音系：声母27个；韵母系统已形成《诗经》音系的格局，开合各四等，各部的韵母数普遍多于殷商音系；声调系统应与《诗经》音系相同。（注：郭锡良：《西周金文音系初探》，《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赵诚专门论述了上古谐声现象与音系的关系，指出上古汉字往往在不同音系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谐声关系，而上古谐声字的形成与后代谐声字的形成在方式上并不一样，商代甲骨文就是先假借而后形成谐声关系的，从商代音系来看，商代甲骨文的假借和谐声是同音的。（注：赵诚：《上古谐声和音系》，《古汉语研究》1996年1期。） 有的学者利用古文字中的谐声材料以及出土文献中的韵文和通假字材料，对上古某些声纽或韵部作了更深入的探讨。陈初生运用甲金文材料与现代汉语方言资料，充分论证了上古见系声母在发展中与端组、照二组声母的历史联系。（注：陈初生：《上古见系声母发展中一些值得注意的线索》，《古汉语研究》1989年1期。） 黄绮从“甲骨文的造字与谐声”、“金文的用词与押韵”等方面论证上古音“之”、“鱼”不分，“鱼”读入“之”。（注：黄绮：《之、鱼不分，鱼读入之》，《河北学刊》1992年2期。）段玉裁、 王念孙等乾嘉学者已注意到上古音幽、脂通转这一特殊的音转关系，惜无定谳，何琳仪从异文、异读、异体、谐声、分化、方言、译音、声训、互训、语助、合音、合韵等十二项加以验证，并初步地探讨幽、脂通转的变化规律和原因。（注：何琳仪：《幽脂通转举例》，《古汉语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96年。）何文使用的出土文献资料十分丰富。 于省吾先生尝以甲骨金文的原始音符为据，论证上古冬部不能独立而应并于东部。（注：于省吾：《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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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古韵部东冬的分合》，《吉林大学学报》1962年1期。）曾宪通师发现先秦古文字资料中有一个由二“虫”重叠组成的原始音符“
”，既作冬韵字的音标，又作东韵字的音标，这一现象与王念孙东冬不分的主张正相吻合，且可为于说佐证。论文还以金文韵文材料说明，东冬合用自西周已然。（注：曾宪通：《从“
”符之音读再论古韵东冬的分合》，《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