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修辞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胡范铸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原文出处:
复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国修辞学曾经拥有骄傲,但这骄傲其实主要只是属于《修辞格》、《修辞学发凡》和《语法修辞讲话》。尽管今日中国修辞学专业队伍与以往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修辞学的阐释力其实却在大幅下降。面对当今生活,修辞学陷入了“失语”的窘境,而修辞学之所以“失语”,关键就在于既未能根据社会中心话语而及时调整自己的学术聚焦,又未能根据语言领域的变化而有效地获得相应的生活体验和理论素养,从而建立新的研究范式,于是,修辞学在相当程度上只能成为“自言自语”。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1999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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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正值世纪之交。通常,“世纪之交”只是时间长河中普通的一瞬,但对于现代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尤其是对于现代汉语修辞学这样的学科来说,却并不仅仅意味着一张老日历的飘落和新日历的启用。中国修辞研究的传统源远流长,然而,具有独立的学科意义的汉语修辞学,却是本世纪内的产物。滥饬于世纪初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几度消长,如今,则又到了一个值得省思的历史转折点。

      问题之一:中国修辞学,“时间即进步”?

      20世纪中国现代修辞学,正如中国大多数现代人文学科的发展史一样,相应社会的变动,也可以分为若干个历史时期,如分为:“世纪初至1949年”、“1950年至1976年”、“1977年至今”这样三个时期。

      那么,应该如何概括这三个不同时期的修辞学研究的特点呢?

      通常认为:1900年至1949年,是现代修辞学的“草创与建立时期”;1950年至1976年,是现代修辞学的“普及与深入时期”;1977年迄今,则是“恢复与繁荣时期”。对中国修辞学而言,“时间即进步”。似乎尽管不无潮涨潮落,但“就中国整个现代修辞学史的创立和发展”而言,百年修辞学史,是一直不断“深入”的历史,尤其是到了“第三个时期”即“繁荣期”,“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修辞学的研究成就都是其他时期不可比拟的”。

      大致而言,近百年中,中国修辞学研究的队伍的确是在不断“扩容”,尤其到了八十年代末,修辞研究者的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与此相应,修辞学史上第一本专门刊物《修辞学习》于八十年代创刊,订数一度高达十万,包括一套又一套修辞学丛书在内的论著的产量也于此达到了高潮。进入九十年代后,虽然修辞学论著的产量明显下降,但修辞学教授、副教授、博士、硕士的队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可惜,学术论著与专业队伍的数量的增加,并不等同于学科的进学。就论著的数量和专业工作者的众寡而言,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是可观的;然而,就学术的论著的理论高度和范式创新而言,情况却就不同了。

      不是吗?今天,我们如果要了解早期现代修辞学的风貌,最重要的参考书是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可如果是要学习现代修辞学的理论,最重要的参考书依然还是这本六十多年前的《修辞学发凡》。这当然是《修辞学发凡》的骄傲,可难道不也正是当代修辞学者的悲哀吗?

      也许,我们并不是找不到一本从体例的安排到论述的圆熟上都不输于《修辞学发凡》的著作,可是,这类《汉语修辞学》在总体上读来仍让人觉得是《修辞学发凡》的“修订本”、“增补本”甚至“删节本”。这又怎能成为超越前贤的“成就”的标志和标志性的成就呢?

      在成功地——而不是尝试性地——走出《修辞学发凡》的范式之前,当代修辞学者似乎未可轻言“繁荣”与“不可比拟的成就”。缺乏全面开拓的理论建树而全力依赖数量的增殖,称“繁荣”尚可,称“无可比拟的成就”则就未免太乐观了,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尽管我们从未拥有过如此之多修辞学教授和研究生,但修辞学研究却明显在萎缩:研究者的队伍在缩小,研究论著的产量也在迅速递减,而修辞学研究的创造力与影响力更在大幅下降。

      问题之二:《修辞格》“只是机械移植”?

      学科的进步应该是研究范式的进步。就此而言,在总体上,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研究范式还是停留在二、三十年代。

      在当代修辞学界,论述得最多的,使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最受国外重视而又是招致国外批评的,依然是“修辞格”。

      这“修辞格”洋洋大观于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而得名却始于唐铖的《修辞格》(1923年版)。对唐氏的《修辞格》,当代学者往往多强调它不过是英国学者纳斯菲尔《高级英文作文学》的移植。可是,正是由于这种近乎“机械”的移植,才开辟了汉语修辞学的一个新境地,开创了一种范式。也许,对于《高级英文作文学》来说,《修辞格》新意无多,然而,对于白话文运动正风起云涌的汉语和对传统语言分析方法已感很不“解渴”的二十年代学子来说,《修辞格》却不啻平地春雷,在当时文化语境中所显示出的理论新意,知识落差,学术风范却是极其可贵的。

      几十年来,“修辞格”仿佛修辞学餐桌上的“主食”,尽管“主食”的味道吃起来显单调乏味,但还没有一种“副食品”可取而代之——即使你可以一餐二餐都不碰“主食”。

      由唐铖的《修辞格》而观,一种修辞学论著的价值也许并不在于其“出身”是否“机械”地移植了异域文化或别种学科,而在于它与其所处的学术语境有没有足够的“思想落差”和“知识落差”,在于这“思想落差”、“知识落差”能否引起我们的思考,从而造成一种新的风气。

      就此而言,“机械”移植的《修辞格》显然要胜于时下流行的修辞科学论著。修辞格这种研究范式可以说明的东西虽然越来越少,但《修辞格》的价值却是永恒的。

      问题之三:《语法修辞讲话》“只是消极修辞的成功”?

      中国现代修辞学的范式同唐铖初创而由陈望道确立之后,几十年中,也不断有人试图作出新的努力,其中,最为成功的当属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1951年)。

      在唐铖《修辞格》出版几十年后有影响的修辞学著作中,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是最主要的一部不讲辞格、不讨论修辞方式的“修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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