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总况 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源远流长，而独立学科的形成很晚。从世界上说，19世纪末叶，J.N.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个概念，而独立的应用语言学科形成的标志是1964年第一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在法国召开和国际应用语言学会成立。中国应用语言学科形成的标志是1984年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和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杂志创刊。 应用语言学分狭义、广义两种，中国一般取广义的，包括语言应用的各个方面，范围是开放的。但是包括的范围和内部分类有几种意见。现在比较通行的主要指四大块：一是语言教学，二是语言学和现代科技的结合，三是广义的社会语言学，四是语言计划。 20世纪的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在与语言本体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的结合方面几乎转了一圈。20世纪之前，相当粗的说来，中国侧重应用语言学研究，层次比较低，忽视语言本体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另外一个侧面是结合汉语实际，忽视向外国的借鉴。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开始形成了一个弯度。重视了语言本体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应用语言学研究；重视向外国借鉴，在结合汉语实际方面有些偏差。因为忽视了应用语言学研究，语言本体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也受到限制。应用语言学研究受到冷落，但是几千年来重视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传统还在发挥很大的作用，实际语言生活里有许多问题需要应用语言学研究解决。应用语言学研究又受到语言本体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以积极成分为主的影响，有了或者孕育着进步。20世纪，可以说是这样的历史：应用语言学研究同语言本体研究、普通语言学研究苦苦地探求高层次的结合，在探求的道路上摇摇摆摆地前进。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正在出现的高层次的结合，是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进入新世纪的重要使命和重要标志。 二 分期和前几个时期的概况 20世纪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1894—1912）。二是世纪初到解放前（1912—1949）。三是解放初到实行改革开放（1949—1978）。四是实行改革开放到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1978以后）。第一个时期的情况这里暂不讨论。 第二个时期，主要是围绕白话文运动开展的。可以概括为三个运动。第一个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是白话文要取得书面语的正统地位。取得成绩的主要条件和经验是：一、客观上符合语言发展本身的规律。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有强有力的杂志《新青年》和强有力的主编陈独秀。四、有创作实绩。五、倡导者是一批有影响的学者。问题是：一、简单化。二、不很重视理论建设。三、行文半文半白，过于欧化。第二个是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因为半文半白，过于欧化，不好懂，给了复古派反对白话文的可乘之机。此后，陈望道等提出大众语。积极方面是：一、提出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提出语言要浅显易懂，交际要看对象。二、开展建设普通话的讨论，认识有了进步。关于口语和书面语关系的提法也有进步。三、有陈望道等一批语言学家唱主角。问题是：一、批评白话文过了头。二、瞿秋白提出语言有阶级性。第三个是五四时期和30年代的国语运动。1932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国音常用字汇》，标志着北京语音的音系作为普通话语音标准事实上基本确立。 第三个时期，主要是围绕语文知识大普及开展的。语文知识大普及有这样一些社会背景：一是40年代延安整风，解放区重视语文学习，全国解放是原来解放区的扩展，全国重视语文学习。二是全国逐渐转入建设，语文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三是工作的需要，以及受苏联的影响，重视对干部的语文要求。四是新中国成立，在世界上要树立自尊的形象，语文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形象。五是工农大众文化上翻身，大量使用语文，迫切需要普及语文知识。《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并且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语法修辞讲话》和这篇社论有很大的功绩，教育了一两代人。问题是：一、不正确地说毛泽东、鲁迅的语言“一字不易”。二、形成了规范化主要是“匡谬正俗”的片面化倾向。三、对不少语言现象判断过严过早。四、不正确地提出“纯洁语言”的口号。正面和负面的影响都是深远的。195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标志着中国解放后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进入了第一个黄金阶段。推广普通话确定了标准和工作方针，现代汉语规范化确定了规范的涵义、态度和主要任务。会议的文集和10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促进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是珍贵的研究成果。语文教学进行了重要的改革试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1955年经过试教，1956年在全国全面推开。进入60年代之后， 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和试验很难开展， 1966年进入了长达十年的停顿和遭受破坏的阶段。 三 第四个时期的概况 初期是恢复阶段，1986年1 月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之后进入了再发展阶段。初期的主要成果是关于语言美的讨论和研究，语言学界几乎是总动员，北京语言学会编的《礼貌和礼貌语言》（北京出版社1982）和陈章太、 于根元的《语言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是突出的成果。1986年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是中国制订语言规划的重要典范，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字工作进入了新时期。会议讨论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当前的主要任务，解决了历史上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把现代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列为第一项任务，不再重申汉字拼音化方向，不把简化汉字单独列为一项任务。提出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分三级的要求。理论上强调了语言的科学性和社会性，提出语文工作要“顺乎自然，因势利导，做促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