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功能语法起源甚早，但此类理论之受到重视，则始于70年代。汉语研究方面，出现以功能为理论基础的语法书，最早的或者可以Li and Thompson（1981）作为代表，虽然其内容仍然以描述为主，解释为辅。功能语法一辞， 包括范围极为广泛。 有些理论认为， 交际（communication）是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所以语言的分析与研究， 应该以其交际功能为基础。有些理论则认为，认知（cognition ）是语言结构的出发点，所以语言的分析与研究，应该从认知观点出发。而介乎这两者之间的，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常使人无所适从（请参看Van Valin，Jr.and LaPolla，1997：11—12），国内对功能语法的兴趣，似乎偏好韩礼德（M.A.K.Halliday ）之系统功能语法（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在这一方面，胡壮麟（1990 ）主编的《语言系统与功能》颇有代表性。然而，采取一家之说，来分析某种语言，往往在某些方面，多少会有点削足适履之感，汉语亦不例外。例如：小句之间的联系，若完全按照韩礼德的几种标准来分析，则仅是将英文的框架套在汉语上，绝对无法做到切实分析和合理解释的（请参看屈承熹，1996）。故本文提议，在作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时，应当广采众说，只要不互相冲突，不自相矛盾，就可采用，以对汉语结构，除了作分析整理而外，再进一步作“为什么”的解释。不过，广采众说，言之颇为容易，实行却相当困难。所以在此提出一个原则与四个基本概念，作为在研究分析中的指标。 所谓一个原则，就是：语言分析研究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要将事实分条缕列，排成一个系统，而且应该是进一步地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实，有这样的系统。例如：汉语话题之所以多为定指，乃在于它所传递的是旧信息。这是从交际的观点所得到的解释。汉语话题之所以出现在句首，乃在于这个位置在认知上最能引起听话者的注意，这是从认知观点所得到的解释。同时，汉语的话题，不但与评述（comment ）有所关联，而且还在小句与小句之间起联系的作用。所以要解释汉语话题的结构与功能，除了研究其本身在小句内部的关系及地位以外，还必须观察其在小句之间的联接功能（请参看Chu，1998b，第五、七两章）。总之，无论句子的内部结构还是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外在关系，其实与其交际功能、认知意识，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要解释一个语言现象，往往要从多方面着手；如果只从单一方向观察，则所得结果也往往是片面的。 在基本概念方面，下面几个似乎是不可或缺的：（1 ）“原型”（prototype）：也就是不拘泥于严格的分类， 而着重于发掘最典型的形态，而以此典型的形态（即“原型”）为中心向外扩散，而渐次推得非典型的形态。例如：名词的原型是“可数的具体物件”，由此扩散至“不可数的抽象的非物件”，如“成功”、“理想”，甚至可以扩展至事物的性质，如颜色“红”、“绿”等等。如此，不但可以解释为什么后者既有名词性质，又有形容词性质的这个事实。 （ 2 ）“连绵性”（continuum）：无论功能还是形式，很多情况都是无法一刀两断， 截然分割的。事实上，很多分类都是人为的，而不是真实的自然现象。例如：名词与形容词之分，形容词与动词之分，在许多语言中，或多或少地，都是经过人为的分割而存在的。汉语不唯如此，而且更甚。例如汉语的介词与动词，就是一个连绵体。无论根据哪种理论，都无法在这个连绵体上的任何一点，将之自然地分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词类，上述两个观念其实是一体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3）肖像性（iconicity）：语言的形式，往往或多或少地反映外在世界的各种事实。这个现象就是语言的肖像性。根据戴浩一的研究，汉语有极强的肖像性（请参看Tai ，1993）。例如，“慢慢地说”与“说得很慢”，“在桌子上写字”与“字写在桌子上”等等之间的差别，都可以用其肖像性来解释。（4 ）及物性（transitivity）：根据Hopper and Thompson（1980 ）的研究，及物性乃由十种语义及语气特征的高低来决定的。王惠（1992）曾以之来分析解释四种汉语句式，孙朝奋（Sun，1995 ）则用来解释“把”字句，两者均颇有创见。屈承熹（Chu，1998a）更利用此一概念，对话题之连续性、主语／施事之效率的高低、宾语／受事所受影响之强弱等，作了一个有系统的分析。这样的分析，可以用来解释汉语中的八种形式：主—动、动—主、动—宾、宾—动四种词序，“把”、“被”、“由”三种句式，和“光杆”宾语。如此，则这八种形式均可以在一个统一的概念下，取得所以然的解释。总之，这四个概念，虽然不能涵盖功能语法的全部，但却是几个非常基本的概念，有很多别的观念，都可以从此推导出来，如：有标性（markedness），话题性（topicality），等等。汉语语法的功能研究，如能遵循前述原则，在此类基本概念下进行，则其前程当无可限量。
